1945年的巴黎，尽管街头仍残留着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但生命的活力已经不可阻挡地重新涌动。
塞纳河畔的书摊重新开张，咖啡馆里飘出哲学辩论的喧嚣，时装店橱窗里展示着迪奥即将掀起的新风貌。
这一切都昭示着一个古老文明在废墟中的重生。
戴高乐站在凯旋门上俯瞰这座城市，深知他所面临的不仅是重建，更是一场关乎法兰西灵魂的重塑。
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清算与重建的双重任务已压在临时政府肩头。
特别法庭的审判在持续进行，通敌者的命运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
当皮埃尔·赖伐尔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时，街头既有欢呼也有沉默的沉思。
更复杂的则是贝当案。
这位一战英雄的死刑判决被戴高乐特赦为终身监禁，这个决定体现了既要正义也要民族和解的政治智慧。
在经济领域，让·莫内制定的现代化与装备计划开启了国家主导的经济重建。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虽然到来，但戴高乐坚持要保持法国的独立性。
他在内阁会议上强调：接受援助不等于接受支配。
国有化浪潮席卷了能源、金融和关键工业领域，雷诺汽车成为国营企业不仅是对其老板通敌的惩罚，更是新经济模式的实验场。
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政治制度层面。1945年10月，法国女性首次走进投票站，她们手中的选票将决定新宪法的走向。
然而制宪进程却陷入僵局：三个主要政党。
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和社会党......对未来的政体设计各执己见。
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突然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
这个石破天惊的决定源于他对政党政治的极度失望。
他向往的是超党派的强有力行政权，而各政党坚持的却是议会至上的体制。
在科隆贝双教堂的私宅里，他对助手感叹：鱼汤总要等到钓鱼结束后才能享用。
他离开后的政治真空很快被填补。
1946年通过的第四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两院制议会和虚位总统，这个体制注定了政府更迭频繁的命运。
印度支那的战火在此时愈演愈烈，1946年11月海军炮击海防港的事件，使法国深陷殖民战争的泥潭。
远在科隆贝的戴高乐保持着战略耐心。
他创建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在1947年的市政选举中获得了惊人成功。
但当他发现这个运动正在变成另一个普通政党时，便在1953年果断解散了它。
再度归隐的他开始撰写《战争回忆录》，在文字中锤炼自己的政治理念。
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危机终于引爆了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危机。
殖民军将领在阿尔及尔成立救国委员会，甚至威胁要空降巴黎清君侧。
内政部长向时任总统科蒂发出警告：我们距离内战只有一步之遥。
5月15日，驻阿法军司令萨兰在阿尔及尔喊出戴高乐万岁的口号。
29日，心烦意乱的总统科蒂向议会发表咨文：我将请全国最着名的人士出来组阁。
身在科隆贝的戴高乐始终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艺术。
6月1日，戴高乐在国民议会发表施政演说时意味深长地说：我属于所有人，也属于任何人。
这句话让左派听到民主，右派听到秩序，军方听到支持。
当议会以329票对224票授权他组阁时，法兰西的命运再次迎来转折。
戴高乐指定德勃雷组建的修宪团队在巴黎天文台街闭门工作，仅用三个月就起草了新宪法。
1958年9月通过的这部宪法彻底重塑了法国政体：强化的总统权力、精简的议会、赋予政府的条例制定权，还有全新的宪法委员会。
最革命性的创新是海外领地的去殖民化方案。
当几内亚在公民投票中选择独立时，戴高乐立即下令切断所有援助，以此表明独立意味着自担责任。
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为其他殖民地树立了样板。
12月21日，戴高乐以78%的得票率当选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在爱丽舍宫的镀金厅堂里，他对首任总理德勃雷说：现在，我们要让世界重新认识法兰西的分量。
阿尔及利亚问题如同悬在法兰西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59年9月，戴高乐在电视讲话中首次提出自决权原则，震惊了所有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人们。
1960年1月的街垒周事件中，他身着五星上将制服发表演说，用我理解你们化解了殖民者的反叛。
秘密渠道在瑞士悄然开启。
1961年4月，当一些将军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时，戴高乐再次穿上军装发表演讲，号召士兵们拒绝执行叛乱命令。
政变在四天内瓦解，但秘密军组织(OAS)的恐怖活动却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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