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的枪声，像一颗投入湖心的巨石，不仅震醒了上海，更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南京，激起了滔天巨浪。
十九路军“抗命”通电的消息，第一时间就摆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蒋介石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
他气！气蔡廷锴这帮广东佬不听指挥，擅自开战，把他整个“攘外必先安内”、向国联哭诉的外交策略都打乱了。在他看来，这是典型的“军阀习气”，是无组织无纪律！
他也怕！怕战事扩大，真的演变成一场他毫无准备的、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他比谁都清楚，当时中国那点可怜的家底，根本经不起一场现代化的国战消耗。
但同时，他心里也有一丝丝的窃喜和敬佩。十九路军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不全是张学-良那样的“不抵抗将军”。这在政治上，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也堵住了国内那些反对派的嘴。
现在，皮球踢到了他脚下。帮，还是不帮？
这又是一笔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账。
不帮的成本： 他将立刻成为全国人民口中的卖国贼，威信扫地。广东、广西那帮军阀，正好借口他“见死不救”，起兵反他。他这个委员长的位子，可能就坐不稳了。
帮的成本： 公开派兵，就等于向日本正式宣战。以上海为战场，中国的经济中心将瞬间化为焦土。当时中国一年的军费预算，可能还不够在上海打一个月。这仗，从经济上就撑不住。
蒋介石不愧是玩政治的老手。在经过几天几夜的权衡之后，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他明面上，继续命令外交部长在国联那儿哭诉，要求国际调停，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暗地里，他悄悄地把他最精锐的“亲儿子”部队——由德国顾问一手训练的中央军第五军，派往上海。
第五军的军长，叫张治中。临行前，蒋介石秘密召见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文白（张治中的字），你此去上海，是增援十九路军。但为了不给日本人扩大战争的口实，你们不能用第五军的番号，要化名为‘第五纵队’，悄悄地进去，悄悄地打。不要打旗号，不要穿自己的军服，你们就是一群‘无名英雄’！”
张治中听完，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这意味着，他的弟兄们，打赢了，没有番号，没有荣誉；打输了，甚至牺牲了，都可能不被承认，成为一群孤魂野鬼。但他更知道，这是在当时复杂局势下，唯一可行的办法。他挺直了腰杆，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请委员长放心，第五军保证完成任务！”
看，这就是政客投机客。既要当英雄，又不想承担英雄的风险。
张治-中的第五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清一色的德式M35钢盔，手里的“中正式”步枪擦得锃亮。他们的加入，让已经苦战多日、疲惫不堪的十九路军如虎添翼。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中日双方在吴淞、江湾、庙行等地，展开了更为惨烈的拉锯战。
其中，尤以庙行之战最为关键。那里的阵地，成了一座被冬雨泡烂的“血肉绞肉机”。日军的王牌“久留米混成旅团”，号称“常胜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庙行阵地发起潮水般的进攻。
第五军的士兵们，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最精锐部队的战力。
日军的炮火刚一延伸，第五军的士兵就迅速从掩体里跃出，以标准的散兵线发起反冲锋。他们的枪法精准，射击沉稳，与十九路军那种靠血勇硬抗的打法截然不同。他们的重机枪阵地，构筑得极为巧妙，总能从日军意想不到的侧翼，喷吐出致命的火舌。
阵地白天被日军占领，晚上又被中国军队拼死夺回来。泥泞的战壕里，敌我双方的尸体层层叠叠地堆在一起，已经分不清彼此。
这场战斗，震惊了世界。
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当时就在上海。他后来在报道中写道：
“在来中国之前，我听到的都是这个国家的军队如何腐败和不堪一击。但在上海的闸北，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我看到中国的士兵，穿着单薄的军衣和草鞋，在冰冷的雨天里，用最原始的武器，对抗着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帝国。他们前赴后继，用身体去堵住敌人的机枪口。他们不是为了某个军阀在战斗，他们眼神里的火焰，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名为‘国家’的东西。”
是的，那个“国家”的概念，在那一刻，被鲜血焊进了每一个士兵和市民的心里。
然而，战争的走向，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打得再英勇，也无法弥补国力上的巨大鸿沟。日本不断增兵，总兵力达到了七万多人，还有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在吴淞口提供炮火支援。
而中国军队，几乎是靠着一口气在撑着。子弹越打越少，伤员越来越多。
三月初，日本人使出了他们最擅长的招数——侧翼登陆。他们在拥有制海权的掩护下，在上海侧后的浏河口突然登陆，直接插到了中国守军的背后。（这个战术，日本人后来还会反复使用，这是他们的一个惯用杀招，也是国军的一个致命弱-点。咱们后面还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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