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在中原的战场上，见证了一场充满“今非昔比”意味的“雪耻”之战。那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像一道迟来的曙光，终于照亮了那片曾被“世纪大溃败”的阴云笼罩了一年之久的压抑天空。
然而，对于早已陷入末日疯狂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来说，一场局部的失败，并不能让他们那颗早已被“武士道”精神和“一亿玉碎”的狂热彻底洗脑的脑袋清醒过来。恰恰相反，失败只会激起他们更疯狂也更绝望的反扑。
1945年春天。在华北，日军正在进行最后的“治安强化”，妄图将这片早已被他们折腾得民不聊生的土地，变成支撑“本土决战”的最后兵站；在华南，他们刚以一场“惨胜”打通了那条早已没有实际价值的粤汉铁路。此时整个日军在华的战略态势，早已从当年“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进攻，彻底沦为龟缩防守的困局。他们就像一个在赌桌上输得只剩底裤的赌徒，死死抱着华北、华南那几块千疮百孔的“既得利益”瑟瑟发抖，日夜盼着本土能传来转机，却又时刻恐惧着盟军最后的审判。
但就在这片看似“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中，却藏着一个让日军如芒在背的“死穴”，这个地方坐落在湖南西部的群山之间，名叫芷江。更准确地说，是那座依偎在芷江县城旁的军用机场。芷江地处湘黔川鄂四省交界，四周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既隐蔽又能辐射华中、华南广大区域，这样的地理优势，让这座机场从诞生起就注定不凡。日军曾多次试图侦察这里的具体位置，却都被连绵的山峦和抗日军民的警戒网挡了回去，只能靠着零星情报猜测它的威慑力，这份“未知”更让他们日夜不宁、如坐针毡。
这座在中国抗战史上堪称“传奇”的机场，始建于1936年10月，当时国民政府为构建西南国防航空网，动用了数千民工，在芷江县城东南一公里的平坦谷地动工修建，占地面积约4282亩。抗战初期，这里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后方中转站，停放着少量教练机和运输机。但随着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日军逼近华中，这座机场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建，民工们顶着日军飞机的零星轰炸，日夜赶工铺设混凝土跑道，增设停机坪和油库。到了1944年，随着中美空军混合团正式进驻，这座深藏在中国内陆腹地的机场，战略地位瞬间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与成都、桂林、遂川等地的机场共同构成盟军在中国大陆的战略基地群，更是继昆明巫家坝机场之后，整个远东战区盟军的第二大军用机场，每天都有数十架战机在这里起降，轰鸣声昼夜不绝。
与很多人认知不同的是，芷江机场并非B-29“超级空中堡垒”的主要驻扎地，那些执行日本本土战略轰炸任务的巨型战机，主要部署在成都周边机场。芷江机场的核心力量是P-51“野马”战斗机、B-24和B-25轰炸机，以及C-43、C-47运输机，作为中美空军在华最重要的秘密前进基地，这里的战机频繁执行战术轰炸、制空权争夺和物资投送任务，牢牢掌控着华中地区的制空权，成为日军腹心地带的“空中尖刀”。
对于早已被美军“跳岛战术”和战略轰炸搞得焦头烂额的日本大本营来说，芷江这个名字就如同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他们清楚，不拔掉这颗钉子，那早已是空中楼阁的“本土决战”计划就将彻底沦为空话。
1945年3月底，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明知手中早已无兵可调、无将可用的情况下，依然制定了一个充满“以攻为守”最后挣扎意味的作战计划，代号“芷江作战”。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集结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的最后主力，发动一场旨在摧毁芷江机场的最后攻势，并妄图通过这场胜利振奋早已跌入谷底的军心和厌战不堪的民心。
为了这场孤注一掷的进攻，冈村宁次押上了手中早已残破不堪的“家底”：第六方面军第二十军下辖的第一一六师团、第四十七师团，第十一军下辖的第三十四师团、第六十八师团，再加上独立混成第86旅团、第87旅团等部队，总兵力达到七万至八万人。他将这次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命令其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湖南西部发动进攻。
一场侵略者为苟延残喘发起的最后一搏，与复仇者早已准备好的、旨在彻底埋葬对手的最后审判，即将在那片名叫雪峰山的风景秀丽的湘西大地上迎头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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