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费缺口像一道突如其来的裂谷，横亘在刚刚看到一丝希望的众人面前。聋老太那对金镯子换来的“救命钱”，在冰冷的医药清单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和有限。
消息传回四合院，刚刚因孩子脱险而稍缓的气氛瞬间冻结，继而涌起一股更深的焦虑和茫然。钱不够了，孩子还没好利索，怎么办？难道要半途而废，把孩子接回来等死？那之前的努力和金镯子岂不是白费了？
压力，无形却沉重，再次汇聚到后院那扇紧闭的木门前。但这一次，没有人敢像贾张氏那样去跪求、去哭嚎。聋老太那根“敲碎天灵盖”的拐棍和冷硬如铁的“交易”宣言，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任何非分的念头都带着刺骨的寒意。
易中海、刘海中、傻柱三人站在聋老太门外，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开口。最后还是易中海硬着头皮，隔着门板，把医院传来的情况和医生的意见，尽量客观地陈述了一遍。
门内一片寂静。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聋老太苍老而平静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
“钱不够了？”
“是……医生说，剩下的最多支撑三四天。”易中海回答。
“阎埠贵的账，算出来了吗？”聋老太问。
“阎老师还在算……医院那边的折算价和具体费用明细，有些还没拿到……”易中海额头冒汗。阎埠贵那本“良心账”，现在成了烫手山芋，也算不清了。
“让他来见我。”聋老太的声音依旧平淡。
易中海赶紧让傻柱去叫阎埠贵。
阎埠贵在家里正对着一堆模糊的数字和空白的账页发愁，听到聋老太叫他，心里咯噔一下，推了推眼镜，手都有些发颤。他磨磨蹭蹭地来到后院，站在聋老太门外，像个等待审判的小学生。
“阎埠贵，”聋老太的声音从门内传出，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力，“我让你算的账，算清了吗？”
“老太太……这……这账有点复杂。”阎埠贵擦着额头的冷汗，“医院那边，金价折算没有明说，大概估了个数。药费清单有些项目也不甚明了，我还在核对……”
“也就是说，没算清。”聋老太打断他。
阎埠贵语塞，脸涨得通红。
“我当初怎么说的？”聋老太问，“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贴出来让全院人看。现在，孩子还没出院，钱快没了，你的账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
“我……我尽力了……”阎埠贵的声音带着委屈和无力。他这辈子算过无数账，家里的开销，学生的学费，甚至那些荒诞的“记忆债权”，没有一笔像这次这样让他感到如此艰难和痛苦。这不是数学问题，是人性、道义、生存压力交织成的乱麻。
“尽力？”聋老太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阎埠贵！你以为我让你算账，是让你显摆你那点算盘珠子吗？我是要让所有人看看，我这棺材本，是怎么一分一厘花出去的！是让那些心里长草、眼睛发绿的人看清楚，救一条命，要付出多大代价！是让那些觉得‘别人有就该拿出来’的人，掂量掂量自己的良心和脸皮！”
她顿了顿，语气稍缓，却更加沉重：“账算不清，人心就乱。人心乱了，我之前说的那些话，立的那些规矩，就都是放屁！你今天算不清这笔账，明天就有人敢算别的账！算我屋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算你们这些人里，谁出力多谁出力少，算贾家欠了谁的该还多少！”
这番话像重锤，敲在阎埠贵心上，也敲在门外易中海、刘海中和傻柱的心上。他们忽然明白了，聋老太让阎埠贵算账，不仅仅是为了经济上的清楚，更是一种仪式，一种公示，一种确立新规则、震慑宵小的手段。账目不清，规则的基础就不牢。
阎埠贵浑身一震，眼镜后的眼睛瞪大了。他第一次从“算计”之外的角度，理解了这件事的意义。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为自己之前的畏难和敷衍。
“老太太，我……”阎埠贵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想办法，一定把账目理清楚！每一分钱怎么来的，怎么花的，还剩多少，为什么不够，我都给它算明白，写清楚！”
“光你算明白没用。”聋老太说，“易中海，刘海中，你们也跟着。医院那边，街道那边，该问的问，该核的核。柱子，你也别闲着，医院里盯着，用了什么药，做了什么检查，都记下来。咱们几个人，一起把这笔账，给它算到明处！”
这是聋老太第一次明确地将易、刘、阎、柱四人绑定为一个临时的“清算小组”。不是命令，却比命令更有力。四个人，代表了院里不同的身份和立场（一大爷、二大爷、文化人/算计者、行动者/与贾家关系密切者），他们共同厘清的账目，才最有公信力。
易中海和刘海中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和一丝被赋予重任的凛然。他们知道，这件事办好了，或许能挽回一些威望，办砸了，那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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