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三年，六月。
北伐战事如火如荼，岳家军对汴京的包围圈日益收紧，韩世忠在东线势如破竹，吴玠在川陕频频告捷。
前线捷报如雪片般飞入临安，举国上下沉浸在光复河山的激昂氛围中。
然而，在临安皇城大内，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国运的战役，也在悄然布局。
深谙“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道的皇帝赵构，将目光投向了比刀光剑影更为深远的基础——对疆域地理的精确认知与掌控。
一道影响深远的诏书，自福宁殿颁下：于枢密院职方司之下，特设舆图司，专司测绘天下舆图，绘制万里江山之详图！
福宁殿定策，洞察千秋。
殿内，赵构与枢密使李纲、参知政事赵鼎、以及几位精通地理、河工的重臣正在议事。
巨大的北境地图铺展在御案上，上面标注着敌我态势，但许多区域，尤其是金国控制下的河北、河东、乃至辽东、漠南，仍是大片空白或仅凭前朝旧图和商旅传闻粗略勾勒。
“诸位爱卿，”
赵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空白处，语气沉凝，“前线将士浴血拼杀，为我大宋收复一寸寸故土。
然，欲要长治久安，永绝边患，仅凭血勇远远不够。
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知’，首在知地！”
他拿起一份岳飞行军途中呈送的奏报：“鹏举用兵，常叹北地山川形势、道路险隘，多依前朝旧图，谬误甚多，甚或空白，致使大军时有迂回，险失战机。
若能有一份精准详实的舆图，则我军进兵，如臂使指；
屯田戍守，有的放矢；
治理地方，洞若观火！”
李纲深以为然：“陛下圣明！舆图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昔年汉有《舆地图》，唐有《十道图》，皆为国家基石。
今我朝欲光复旧疆，开拓远图，确需一部精准的《绍兴天下舆图》！”
赵鼎补充道：“不仅军用，于民政亦然。
河道治理、漕运规划、田亩清查、赋税征收，乃至移民实边，皆需精准舆图为依据。”
“正是此理！”
赵构斩钉截铁，“故朕意已决，设立舆图司，汇聚天下精通算学、测量、地理之才，采用最新技术，重新测绘天下！
不仅要绘已复之土，更要绘未复之地、乃至域外山川！要将这万里江山，尽收于尺幅之间，藏于朕之胸中！”
机构设立，汇聚英才。
旨意一下，雷厉风行。
舆图司衙署设于枢密院旁一处清静院落，由赵构亲自选定精于算术、地理的翰林学士徐兢（虚构人物，借宋之名臣徐兢之名，取其曾出使高丽着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之意）出任首任舆图司使，秩比五品，但可直达天听。
下设：
测绘科：负责野外实地测量，由精通“方田法”、“重差术”的算学博士和善于跋山涉水的干吏组成。
制图科：负责将测量数据绘制成图，汇聚了翰林院画院待诏、工部将作监巧匠，专攻地图绘制。
堪舆科：负责收集、考订古今地图、地方志、游记，去伪存真。
格物应用科：由格物院派遣院士入驻，研究改进测量仪器（如指南车、矩尺、水平仪等）。
赵构特旨，从国子监算学科、翰林院、司天监、甚至民间招募精通此道者，不惜重金。很快，一批当时顶尖的测绘人才被网罗至舆图司旗下。
同时，诏令各州县，凡舆图司人员持勘合公文前往测绘，地方官须全力配合，并提供所需向导、民夫。
技术革新，格物助力。
以往的舆图绘制，多依靠步测、目测、访谈，精度有限。
赵构深知其弊，特意召见了格物院院士沈知白。
“沈卿，舆图之要，在于精准。格物院可有何法，能助测绘之事？”
沈知白早已有所准备，呈上几件新制仪器：“陛下，臣等根据古籍及西法（指当时可能传入的阿拉伯、印度等地知识），略作改进。
此乃新式指南仪，内置磁石，指针更稳，并附有角度刻度盘，可测方位角。
此乃改进矩尺，结合勾股定理，可测山高、河宽。
还有水平仪，用于测量地势高下。
此外，臣以为，可尝试制作较大比例尺的沙盘模型，使山川地势，一目了然。”
赵构大喜，命格物院全力协助舆图司改进仪器。
同时，他根据穿越者的模糊记忆，提出了“建立统一坐标网格”、“标准比例尺”以及“等高线”（他称之为“山势等高层线”）的初步概念，让徐兢等人深入研究试行。
虽然这些概念超前，却为舆图测绘指明了科学化的方向。
南北并举，实测山河。
舆图司的工作，分为两大方向，同步进行：
南方已定之土，详测精绘。
首批测绘队派往两浙、江东、江西、荆湖等核心统治区。
他们携带新式仪器，深入府州县邑，丈量城池规模，测绘山川走向，标注关隘险要，厘清河道水系，记录驿站里程、物产分布、人口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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