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三年,六月。
北伐战事如火如荼,岳家军对汴京的包围圈日益收紧,韩世忠在东线势如破竹,吴玠在川陕频频告捷。
前线捷报如雪片般飞入临安,举国上下沉浸在光复河山的激昂氛围中。
然而,在临安皇城大内,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国运的战役,也在悄然布局。
深谙“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道的皇帝赵构,将目光投向了比刀光剑影更为深远的基础——对疆域地理的精确认知与掌控。
一道影响深远的诏书,自福宁殿颁下:于枢密院职方司之下,特设舆图司,专司测绘天下舆图,绘制万里江山之详图!
福宁殿定策,洞察千秋。
殿内,赵构与枢密使李纲、参知政事赵鼎、以及几位精通地理、河工的重臣正在议事。
巨大的北境地图铺展在御案上,上面标注着敌我态势,但许多区域,尤其是金国控制下的河北、河东、乃至辽东、漠南,仍是大片空白或仅凭前朝旧图和商旅传闻粗略勾勒。
“诸位爱卿,”
赵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空白处,语气沉凝,“前线将士浴血拼杀,为我大宋收复一寸寸故土。
然,欲要长治久安,永绝边患,仅凭血勇远远不够。
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知’,首在知地!”
他拿起一份岳飞行军途中呈送的奏报:“鹏举用兵,常叹北地山川形势、道路险隘,多依前朝旧图,谬误甚多,甚或空白,致使大军时有迂回,险失战机。
若能有一份精准详实的舆图,则我军进兵,如臂使指;
屯田戍守,有的放矢;
治理地方,洞若观火!”
李纲深以为然:“陛下圣明!舆图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昔年汉有《舆地图》,唐有《十道图》,皆为国家基石。
今我朝欲光复旧疆,开拓远图,确需一部精准的《绍兴天下舆图》!”
赵鼎补充道:“不仅军用,于民政亦然。
河道治理、漕运规划、田亩清查、赋税征收,乃至移民实边,皆需精准舆图为依据。”
“正是此理!”
赵构斩钉截铁,“故朕意已决,设立舆图司,汇聚天下精通算学、测量、地理之才,采用最新技术,重新测绘天下!
不仅要绘已复之土,更要绘未复之地、乃至域外山川!要将这万里江山,尽收于尺幅之间,藏于朕之胸中!”
机构设立,汇聚英才。
旨意一下,雷厉风行。
舆图司衙署设于枢密院旁一处清静院落,由赵构亲自选定精于算术、地理的翰林学士徐兢(虚构人物,借宋之名臣徐兢之名,取其曾出使高丽着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之意)出任首任舆图司使,秩比五品,但可直达天听。
下设:
测绘科:负责野外实地测量,由精通“方田法”、“重差术”的算学博士和善于跋山涉水的干吏组成。
制图科:负责将测量数据绘制成图,汇聚了翰林院画院待诏、工部将作监巧匠,专攻地图绘制。
堪舆科:负责收集、考订古今地图、地方志、游记,去伪存真。
格物应用科:由格物院派遣院士入驻,研究改进测量仪器(如指南车、矩尺、水平仪等)。
赵构特旨,从国子监算学科、翰林院、司天监、甚至民间招募精通此道者,不惜重金。很快,一批当时顶尖的测绘人才被网罗至舆图司旗下。
同时,诏令各州县,凡舆图司人员持勘合公文前往测绘,地方官须全力配合,并提供所需向导、民夫。
技术革新,格物助力。
以往的舆图绘制,多依靠步测、目测、访谈,精度有限。
赵构深知其弊,特意召见了格物院院士沈知白。
“沈卿,舆图之要,在于精准。格物院可有何法,能助测绘之事?”
沈知白早已有所准备,呈上几件新制仪器:“陛下,臣等根据古籍及西法(指当时可能传入的阿拉伯、印度等地知识),略作改进。
此乃新式指南仪,内置磁石,指针更稳,并附有角度刻度盘,可测方位角。
此乃改进矩尺,结合勾股定理,可测山高、河宽。
还有水平仪,用于测量地势高下。
此外,臣以为,可尝试制作较大比例尺的沙盘模型,使山川地势,一目了然。”
赵构大喜,命格物院全力协助舆图司改进仪器。
同时,他根据穿越者的模糊记忆,提出了“建立统一坐标网格”、“标准比例尺”以及“等高线”(他称之为“山势等高层线”)的初步概念,让徐兢等人深入研究试行。
虽然这些概念超前,却为舆图测绘指明了科学化的方向。
南北并举,实测山河。
舆图司的工作,分为两大方向,同步进行:
南方已定之土,详测精绘。
首批测绘队派往两浙、江东、江西、荆湖等核心统治区。
他们携带新式仪器,深入府州县邑,丈量城池规模,测绘山川走向,标注关隘险要,厘清河道水系,记录驿站里程、物产分布、人口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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