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三年的深秋，临安城外的枫叶染红了山峦，而在皇城大内的刑部衙门，一场关乎生杀予夺、旨在泽被苍生、垂范后世的律法修订，正进入最后的紧要关头。
帝国的刀笔，不再仅仅指向敌人，更开始审视自身，以律法为准绳，约束权力，彰显公正。
刑部大堂，气氛庄重肃穆。
烛火通明，映照着四壁书架上一排排厚重的律法典籍。
刑部尚书周三畏、大理寺卿薛仁辅、御史中丞何溥等司法重臣，以及从各地召来的精通律法的干练官员、名望素着的儒学士绅，齐聚一堂。
他们已在此连续审议了十余日，案几上堆积如山的，正是那部即将颁行天下的《绍兴刑统》最后几卷的修订稿。
此刻，争论的焦点，正集中在最为严厉、一旦执行便无可挽回的刑罚——死刑的复核制度上。
一位来自京西路的提点刑狱公事，正慷慨陈词，其声铿锵：“诸位明公！下官在地方十余年，亲见多少冤狱！或有州县官为求政绩，刑讯逼供，草菅人命；
或有豪强勾结胥吏，罗织罪名，陷害良善！
一纸判文，朱笔一勾，便是人头落地，家破人亡！
若无一层层复核、多方制约之制，焉能防微杜渐，避免冤滥？
下官恳请，凡死刑案，必报刑部，必经大理寺详覆，方可执行！”
他的发言，引来了不少地方官的附和。然而，也有保守派官员提出异议：
“尚书明鉴，死刑复核，固然可防冤狱。
然，天下州县众多，案牍浩繁，若每案必报刑部、大理寺，文书往来，动辄经年累月，岂不拖沓政务，纵容奸官？
且刑部、大理寺人手有限，如何能详查每案细节？
倘若延误时机，致使凶犯久系囹圄，或案情生变，又当如何？”
争论激烈，双方各执一词。
端坐主位的刑部尚书周三畏，须发皆白，面容清癯，一直凝神静听，未发一言。
他深知，此事关乎国体，牵涉甚广，必须权衡周全。
良久，周三畏缓缓睁开微闭的双目，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沉稳而有力：“诸公所言，皆有道理。
然，人命关天，死者不可复生。
《尚书》有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我朝以仁孝治天下，慎刑恤狱，乃祖宗家法。
今日之议，非为掣肘地方，实为保全陛下之仁德，彰显朝廷之公正！”
他站起身，走到堂中悬挂的《禹刑》拓片前，沉声道：“复核之制，非为不信任地方。
恰是信任愈深，责任愈重，故需更加谨慎！
试想，若因程序繁琐之虑，而致冤杀一人，其伤及陛下圣明、动摇百姓信念之害，远胜于处置十名凶犯稍缓数日！”
“然，”周三畏话锋一转，展现其老成谋国的一面，“虑及行政效率与地方实情，复核之制，亦不可过于僵化。当区分情形，繁简得当。”
他回到座前，提出了一个系统而具操作性的方案：
“依老夫之见，可定如下规制：”
“一、明确复核范围。
凡判处斩、绞之死罪，无论案情轻重，一律需报刑部复核。
各州死刑案卷，须附审转详文、初招、复招、尸格（验尸报告）、证物清单等全套文书。”
“二、建立分类复核机制。
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供证一致、按律应死之案（如谋逆、杀人、劫掠等），刑部可快道复核，限期一月。
对案情疑难、证据存疑、或有翻供之案，则启动‘三司会审’——即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派员联合会勘，必要时提审人犯、复核证据，务求水落石出。”
“三、设定紧急程序。遇有军情紧急之地（如前沿州县），或罪大恶极、民愤极大、需立即正法以安民心之案，可先行奏报，请‘驰奏行刑’特旨，但事后仍需补全文书，接受核查。”
“四、严明责任追究。
凡应上报而不报、或草率复核、致冤杀者，原审官、复核官一体反坐其罪！
反之，复核出冤、纠错有功者，论功行赏。”
此方案一出，堂内大部分官员纷纷点头，认为既坚持了原则，又顾及了实际，可谓周全。
经过又一番细节推敲，《绍兴刑统》中关于死刑复核及三司会审的条款，最终确立。
数日后，紫宸殿大朝。
周三畏将修订完毕的《绍兴刑统》奏上，并重点阐述了死刑复核与三司会审的新制。
龙椅上，赵构仔细聆听着奏报，神色凝重。
他深知，律法的公正，是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石。
待周三畏奏毕，他肃然开口：
“周卿所奏，深合朕心！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用刑之要，在于明慎二字。
明者，查明案情，不枉不纵；
慎者，慎用刑罚，尤其慎用极刑！
此复核、会审之制，正是明慎之道的体现！
朕准奏！”
他目光扫过满朝文武，声音提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传朕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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