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的深秋，褪去了夏日的潮热，多了几分爽朗。
然这份爽朗，却被北地日益迫近的烽烟与城内无处不在的备战气氛，染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沉重。
朝堂之上，日日议论的皆是边关急报、军械钱粮、城防兵员，空气紧绷得仿佛随时能迸出火星。
然而，在这一片肃杀与焦虑之中，一连串来自海外的消息，却如同几滴甘霖，虽不能解旱，却也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隐隐看到了一线希望与转机——高丽、倭国，竟不约而同地派来了正式的使节团，意欲与南宋通好。
高丽使团先至。
其时，高丽国早已在蒙古铁骑的淫威下屈服，被迫称臣纳贡，国王甚至需送子入质，国内亲蒙与反蒙势力斗争激烈，处境艰难。此番派出的使团，规模不大，但规格不低，正使乃高丽王族远支、精通汉学的礼部侍郎王雍。
他们乘坐的海船在明州市舶司接受了极为严格、近乎苛刻的检查后，方被允许泊岸。
皇城司的番子、水师的密探，乃至临时从临安赶来的枢密院官员，对使团上下进行了数轮盘问，确认其身份、来意无误，并严令限制其随行人员的活动范围后，才由明州府派兵护送，沿运河前往临安。
倭国使团的到来，则更令人意外。
自唐朝以来，日本与中原王朝的官方往来便时断时续，民间贸易虽盛，但官方遣使已稀。
此番前来的，并非以往常见的“遣宋使”那种大型文化使团，而是一支由幕府执权北条泰时派遣、以博多豪商宗像氏为副使的小型商贸兼探询使团。
其船队在明州外海便遭遇了南宋水师巡逻船队的严密盘查，几经交涉，出示了太宰府的文书印信，并承诺严格遵守宋国海防律令后，方得入港。
其审查之严，更甚于高丽使团。
两批使节，前后脚抵达临安，被分别安置于专供蕃使居住的“怀远驿”与“同文馆”，皆有重兵把守，名为护卫，实为监视。
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
有言此乃蛮夷见蒙古势大，宋廷危殆，故来窥探虚实，甚或为蒙古作前驱者；有言此乃海外诸国感念大宋往日恩德，见中原有难，特来声援者；更多人则将其视为一窥外部世界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宋蒙大战态度的风向标，以及可能争取的外交助力。
皇帝赵构对此事极为重视。
在初步确认使团无立即威胁后，他决定在垂拱殿偏殿分别接见两国使臣。
接见高丽使臣王雍在先。
王雍年约四旬，面容清癯，身着高丽官服，举止恭谨有礼，汉话流利。
行礼如仪后，他呈上高丽国王的亲笔国书。
国书用词极为恭顺，先追忆了宋丽之间悠久的友好关系，盛赞大宋文明昌盛，继而笔锋一转，以极其沉痛和隐晦的笔触，描述了蒙古的强横暴虐，以及高丽“屈身事虏”的无奈与悲苦。
文中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蒙古的恐惧与怨恨，以及对南宋的同情与期待。
最后，国王表示“虽沧海阻隔，然心向王化”，愿“永为藩辅，互通有无”，并进献了高丽参、貂皮、细苎布、狼毫笔等方物，请求恢复因战乱而中断已久的官方朝贡与贸易。
赵构听内侍诵读国书，面色沉静，心中却如明镜一般。
高丽此来，绝非简单的“慕义来朝”。
其国正饱受蒙古压榨欺凌，国王与世子皆在蒙古掌握之中，国内反抗势力时有活动，处境危如累卵。
此次遣使，一为试探南宋对抗蒙古的决心与实力，看看这南朝是否还有能力、有意志成为牵制蒙古的一支力量，哪怕只是精神上的寄托；二为寻求一条可能的退路或外援，哪怕是获取一些军事物资或经济上的支持；三也为向蒙古展示其并非铁板一块，仍有外交回旋余地，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
所谓“恢复朝贡贸易”，更是希望重新打开一条获取中原物资、缓解国内困境的渠道。
“贵国主深明大义，不忘旧好，朕心甚慰。”
赵构缓缓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仪，“北虏猖獗，非止危害中原，亦荼毒邻邦。
高丽旧为礼仪之邦，受其侵凌，朕亦扼腕。
然我大宋，上承天命，下抚万民，自当整饬武备，保境安民。
凡愿恪守臣节，屏藩中国者，朕必待之以诚，庇之以德。
朝贡贸易之事，可着有司议定章程。
然如今海道不靖，需得谨慎。”
赵构的回答，既表达了同情与接纳之意，强调了宋朝抗蒙的决心，也划清了界限——承认高丽“藩辅”地位，但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安全承诺，对朝贡贸易也设置了“海道不靖”的前提，留有充分余地。
他赏赐了使团锦缎、瓷器、茶叶等物，并允其随行商人在市舶司监管下进行有限贸易。
接见倭国副使宗像氏时，气氛又自不同。
宗像氏乃商人出身，虽也恭敬，但少了几分王雍的文雅拘谨，多了几分商人的直率与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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