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的周王室也没安生,出了件让人唏嘘的事。
周灵王的太子晋,就是传说中贤名远扬的子乔,年纪轻轻就病逝了。他的儿子敬宗怕卷入王室后续的权力纷争,带着族人一路逃到太原,还把姓氏改成了王——这便是太原王氏的起源。
太子早逝,王族逃难,连周天子的家里都乱成一团糟,更别说号令天下诸侯了,曾经的“天下共主”,如今只剩个空名头。
时间走到公元前563年,晋国的逼迫、楚国的威压,终于把郑国的内部矛盾逼到了爆发的边缘。
尉氏、司氏等五个贵族家族,早就看不惯子驷的独断专行,加上他在外交上反复无常,把国家折腾得鸡犬不宁,干脆豁出去发动了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宫之难”。
叛军提着带血的刀直接杀进王宫,把子驷、子国这些掌权大夫砍倒在血泊里,还当场劫持了郑简公,想趁机掌控郑国大权。
新郑城里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这场乱子要怎么收场。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子国的儿子子产站了出来。
那时候子产才二十出头,可沉稳得压根不像年轻人——别人都在慌乱躲避,他却稳稳地站在宫门外,脸色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一手按在剑柄上,一手有条不紊地指挥家丁收拢散兵。
有人拉着他劝“叛军势大,先躲躲再说”,他眼一瞪,声音铿锵:“国君被劫,宗室受难,我身为大夫之子,岂能苟活避祸?”话音刚落,就点起自家仅有的十七辆战车,站在车辕上高声喊话:“忠于国君者随我来!诛杀叛贼,保全郑国!”他的声音不算洪亮,却透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溃散的士兵渐渐围了过来,队伍越聚越大。平叛时,他不像其他将领那样猛冲猛打,而是先派探子摸清叛军部署,找准薄弱环节才下令进攻,指挥起来条理分明,连久经沙场的老臣都暗自惊叹。
叛军本就是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被他这么一冲,顿时乱作一团,首领当场被砍了头。郑简公被救出来时,还在瑟瑟发抖,而子产只是躬身行礼,语气平静地说“臣幸不辱命”,那份临危不乱的气度,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经此一役,子产名声大噪,满朝都知道子国有个有勇有谋的好儿子,这也为他后来执掌郑国国政铺平了路。
子驷死了之后,子孔接了他的班当执政。
这人跟子驷是一路货色,权欲熏心却没什么真本事,看着子产平叛立了大功,心里又妒又怕,总想着赶紧攥紧权力、压制众人。他琢磨着写一份盟书,把各位大夫的权力义务一条条定死,甚至要让大家当众发誓“永不犯上”,说白了就是想把所有人都管得死死的。
盟书草案刚一公布,朝堂上就炸了锅——大伙儿刚从子驷专权和王宫血案里缓过劲来,一看到“约束”“发誓”这些字眼就炸毛,有脾气急的大夫当场就把竹简摔在地上,骂子孔“步子驷后尘”。
眼看着群臣怒目相向,郑国又要陷入内乱,子产赶紧去找子孔。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怒声反驳,而是先给子孔行了一礼,缓声说:“执政此举,怕是要引火烧身啊。”
子孔脸一沉,硬邦邦地说:“我这是为了稳定国家!”
子产摇了摇头,指着宫外说:“您看,大臣们个个面带怒气,这就是‘众怒’;您想独掌大权,这是‘专欲’。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强行推行盟书,只会重蹈子驷的覆辙。”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不如烧了盟书,安抚众人,您的执政之位才能坐稳。”
子孔盯着子产看了半晌,终于叹了口气——他知道子产说的是实话,自己没本事压服群臣。
当天下午,他就当着众臣的面把盟书烧了个干净,看着升腾的火苗,群臣的脸色才渐渐缓和下来。
就这一番话,子产的政治智慧展露无遗,连子孔都暗自佩服:这年轻人,比自己看得远多了。
这时候的周王室,也乱成了一锅粥,主角是王叔陈生和伯舆——俩人为了争卿士之位,都快把王宫的瓦给掀了。
王叔陈生是周王宗室,仗着自己“根正苗红”,向来眼高于顶,说话办事都带着一股子傲气,见伯舆深得周灵王信任,就处处找茬,一会儿说伯舆“私吞贡赋”,一会儿骂他“出身卑微配不上高位”。
伯舆倒是沉得住气,不跟王叔当面吵,只在周灵王面前默默做事,用实打实的实绩说话。周灵王本就烦王叔的骄横,自然偏向着伯舆。
王叔陈生见天子不站自己这边,气得跳脚,指着周灵王的宫殿就骂“昏君”,扭头就跑出了王宫。按说王室的家务事该周天子自己解决,可周灵王早就没了约束大臣的魄力,只能厚着脸皮派使者去晋国求帮忙。
晋悼公派了大夫范匄来当裁判——范匄是晋国有名的“铁面判官”,最讲法理不讲情面。两边对质时,王叔陈生拍着胸脯喊“我是宗室,他凭什么跟我争”,伯舆的手下却站出来,高声说道:“我们祖先当年跟着周平王东迁洛邑,一路上斩荆棘、御强敌,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凭本事做官,有什么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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