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的周王室也没安生，出了件让人唏嘘的事。
周灵王的太子晋，就是传说中贤名远扬的子乔，年纪轻轻就病逝了。他的儿子敬宗怕卷入王室后续的权力纷争，带着族人一路逃到太原，还把姓氏改成了王——这便是太原王氏的起源。
太子早逝，王族逃难，连周天子的家里都乱成一团糟，更别说号令天下诸侯了，曾经的“天下共主”，如今只剩个空名头。
时间走到公元前563年，晋国的逼迫、楚国的威压，终于把郑国的内部矛盾逼到了爆发的边缘。
尉氏、司氏等五个贵族家族，早就看不惯子驷的独断专行，加上他在外交上反复无常，把国家折腾得鸡犬不宁，干脆豁出去发动了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宫之难”。
叛军提着带血的刀直接杀进王宫，把子驷、子国这些掌权大夫砍倒在血泊里，还当场劫持了郑简公，想趁机掌控郑国大权。
新郑城里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这场乱子要怎么收场。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子国的儿子子产站了出来。
那时候子产才二十出头，可沉稳得压根不像年轻人——别人都在慌乱躲避，他却稳稳地站在宫门外，脸色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一手按在剑柄上，一手有条不紊地指挥家丁收拢散兵。
有人拉着他劝“叛军势大，先躲躲再说”，他眼一瞪，声音铿锵：“国君被劫，宗室受难，我身为大夫之子，岂能苟活避祸？”话音刚落，就点起自家仅有的十七辆战车，站在车辕上高声喊话：“忠于国君者随我来！诛杀叛贼，保全郑国！”他的声音不算洪亮，却透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溃散的士兵渐渐围了过来，队伍越聚越大。平叛时，他不像其他将领那样猛冲猛打，而是先派探子摸清叛军部署，找准薄弱环节才下令进攻，指挥起来条理分明，连久经沙场的老臣都暗自惊叹。
叛军本就是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被他这么一冲，顿时乱作一团，首领当场被砍了头。郑简公被救出来时，还在瑟瑟发抖，而子产只是躬身行礼，语气平静地说“臣幸不辱命”，那份临危不乱的气度，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经此一役，子产名声大噪，满朝都知道子国有个有勇有谋的好儿子，这也为他后来执掌郑国国政铺平了路。
子驷死了之后，子孔接了他的班当执政。
这人跟子驷是一路货色，权欲熏心却没什么真本事，看着子产平叛立了大功，心里又妒又怕，总想着赶紧攥紧权力、压制众人。他琢磨着写一份盟书，把各位大夫的权力义务一条条定死，甚至要让大家当众发誓“永不犯上”，说白了就是想把所有人都管得死死的。
盟书草案刚一公布，朝堂上就炸了锅——大伙儿刚从子驷专权和王宫血案里缓过劲来，一看到“约束”“发誓”这些字眼就炸毛，有脾气急的大夫当场就把竹简摔在地上，骂子孔“步子驷后尘”。
眼看着群臣怒目相向，郑国又要陷入内乱，子产赶紧去找子孔。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怒声反驳，而是先给子孔行了一礼，缓声说：“执政此举，怕是要引火烧身啊。”
子孔脸一沉，硬邦邦地说：“我这是为了稳定国家！”
子产摇了摇头，指着宫外说：“您看，大臣们个个面带怒气，这就是‘众怒’；您想独掌大权，这是‘专欲’。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强行推行盟书，只会重蹈子驷的覆辙。”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不如烧了盟书，安抚众人，您的执政之位才能坐稳。”
子孔盯着子产看了半晌，终于叹了口气——他知道子产说的是实话，自己没本事压服群臣。
当天下午，他就当着众臣的面把盟书烧了个干净，看着升腾的火苗，群臣的脸色才渐渐缓和下来。
就这一番话，子产的政治智慧展露无遗，连子孔都暗自佩服：这年轻人，比自己看得远多了。
这时候的周王室，也乱成了一锅粥，主角是王叔陈生和伯舆——俩人为了争卿士之位，都快把王宫的瓦给掀了。
王叔陈生是周王宗室，仗着自己“根正苗红”，向来眼高于顶，说话办事都带着一股子傲气，见伯舆深得周灵王信任，就处处找茬，一会儿说伯舆“私吞贡赋”，一会儿骂他“出身卑微配不上高位”。
伯舆倒是沉得住气，不跟王叔当面吵，只在周灵王面前默默做事，用实打实的实绩说话。周灵王本就烦王叔的骄横，自然偏向着伯舆。
王叔陈生见天子不站自己这边，气得跳脚，指着周灵王的宫殿就骂“昏君”，扭头就跑出了王宫。按说王室的家务事该周天子自己解决，可周灵王早就没了约束大臣的魄力，只能厚着脸皮派使者去晋国求帮忙。
晋悼公派了大夫范匄来当裁判——范匄是晋国有名的“铁面判官”，最讲法理不讲情面。两边对质时，王叔陈生拍着胸脯喊“我是宗室，他凭什么跟我争”，伯舆的手下却站出来，高声说道：“我们祖先当年跟着周平王东迁洛邑，一路上斩荆棘、御强敌，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凭本事做官，有什么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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