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扫了一眼脸色铁青的陆军大臣，继续道：“三百大洋，对许多家庭而言虽难，但并非完全无法企及。一旦有相当数量的士兵被家人这样‘自费’赎回，他们回到国内，会说什么？会传播怎样的见闻？他们会告诉所有人，当他们深陷地狱时，是家人砸锅卖铁救了他们，而帝国……帝国什么都没有做！甚至可能阻挠！届时，国民会如何看待军队？如何看待政府？以后还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军队的士气、征兵的根基，都会被彻底动摇！赵振这是用三百块大洋，在挖我们帝国战争机器的墙脚！”
“八嘎呀路！” 陆军大臣再也忍不住，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乱跳，他双眼赤红，须发皆张，怒骂道：“赵振！你这个该死的支那马鹿！战场上用诡计，战场下用这种阴毒手段！你这是要掘我们大日本帝国武运的根！断我们万世一系国本的魂！”
他的怒骂在会议室里回荡，却更像是一种无力的宣泄。在座所有人都明白，赵振这一手，精准地打在了他们的七寸上。
海军大臣阴恻恻地补充道：“而且，这根本是个无解的陷阱。我们现在若公开宣布由国家出资，按赵振给的‘官方价’赎人，他下一秒就敢把价格翻倍！他看准了我们急需资源，国库紧张，民众情绪又已被煽动起来。我们若不出钱，装作看不见……那些能赎回家人的，会对帝国感恩戴德吗？不，他们只会记得帝国的冷漠！那些赎不起的，他们的家人会怎么想？这股怨气，迟早会反噬回来。赵振，他这是把刀递给了我们自己的国民，逼着我们自己往身上割肉！”
首相听着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剖析，脸色越来越白。他何尝不明白其中的厉害？赵振这招“区别定价，民间放行”，就像一套精心设计的枷锁，无论政府选择哪一条路，都会被牢牢锁住，付出沉重代价。要么是巨额财富和战略资源的流失加上政治威望的扫地，要么是国内民心士气的瓦解和战争潜力的慢性衰竭。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首相声音沙哑，带着最后一丝侥幸。
回答他的，是会议室内一片压抑的沉默。办法？或许有，比如强行镇压国内舆论，宣布所有战俘“均已光荣玉碎”，彻底切断联系。但那样做风险更大，且无法阻止北方军继续通过中立渠道释放“已赎买”战俘回来“现身说法”。或者，孤注一掷，再次发动对北方的军事行动以施压？可一想到赤塔苏军的下场和北方军深不见底的战斗力，这个念头只能让人不寒而栗。
赵振的阳谋，就这样冰冷地摊在桌面上。他不在乎日本政府是否掏钱，他甚至可能更希望日本政府不掏钱。因为那三百块大洋的“民间船票”，正在悄无声息地腐蚀着这个帝国赖以发动战争的基础——人的信念。无论东京的老鬼子们如何咆哮、算计、挣扎，他们似乎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赵振用经济和人性的杠杆，一点一点地，撬动他们自以为坚固的战争基石。
东京湾，某处被严格管控的偏僻码头。晨雾尚未完全散去，海风带着咸腥和淡淡的煤烟味。一艘悬挂着中立国旗帜、显得破旧不堪的货轮，缓缓靠岸。码头上早已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有焦急等待的家属，有神情严肃的军警宪特，也有得到风声、拼命想往前挤的记者。
船舱门打开，一股混合着汗味、霉味和消毒水气味的浊气涌出。第一批大约百余名形容枯槁、穿着破旧原日军军服的日本战俘，步履蹒跚地走下舷梯。他们大多低着头，眼神躲闪，身体不自觉地佝偻着，与记忆中“皇军”昂首挺胸的形象判若两人。
当双脚真正踏上祖国的土地，感受到那熟悉又陌生的坚实感时，压抑已久的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控制。
“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高市扑通一声跪倒在粗糙的水泥码头上，双手死死抓住地面，仿佛要确认这不是又一个绝望的梦。他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眼泪混合着鼻涕汹涌而出，发出野兽般嘶哑又解脱的嚎哭：“回来了啊！再也不用听那震破耳朵的炮响了！再也不用挖那永远挖不完的土、抬那搬不动的铁轨了！呜呜呜……”
他的哭声仿佛是一个信号。旁边的佐藤比他更不堪，直接瘫坐在地，浑身剧烈颤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铁轨……铁轨……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了！我发誓！我这辈子都留在村子里，再也不出来了！我死也不要再坐火车！看到那些平行的铁条……我就……我就想吐！就想逃跑！” 他对铁路和劳动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形成了生理性的厌恶。
其他一同被释放的战俘也大多如此。码头上瞬间响起一片压抑了太久、终于爆发的痛哭声。有人跪地磕头，感谢天照大神；有人抱头痛哭，为死去的同伴，也为活着的自己；更多的人只是茫然地流泪，身体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而不受控制地哆嗦。他们中不少人脸上、手上还带着劳役留下的伤疤和老茧，眼神空洞，充满了惊魂未定的后怕，与周围那些迎接“凯旋勇士”的想象画面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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