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的说法让蓝杉发晕“辽饷？不是为了平野猪皮设的么？野猪皮自己来收？平谁啊？”
“三饷是明面上取消了，只是换了个名头，现在叫协饷、捐输、火耗，比明末‘三饷’还多征了一倍。”，有人接一个嘴。
“这租真是重啊！”蓝杉感叹，对这所谓的“糠稀盛世”也有了点了解，这不就是“糠菜半年粮”嘛。
“租重也就算了，还有‘轿钱’、‘折饭’、‘家人杂费’。”林清的同伴补充道。
“不止呢，要是粮税折银征收，那银价在交租时至少会上涨五成，正租直接翻倍！还有‘淋尖’、‘踢斛’，一石粮食的租，得交一石半。”又有人补充。
“还有捐呢，比如每亩100文的河工捐。”有人说道。
蓝杉吐个槽，“好一个‘永不加赋’，结果发明新方法来收‘捐’，这满洲子孙可真行。”
其他人接话：“田里种不出吃的，我们这些手艺人做点小买卖，还得交至少三成的厘金！”
蓝杉给惊到了，30%的交易税！真不是一般的重，摆个摊都不让人安生。”
林清又道：“租重税重捐多就不说了，顶顶也行能过去。您知道吗？就算风调雨顺，也就九年一丰，三年一平，剩下的年份，不是欠收就是灾年。一旦遇上寒、旱、蝗灾，那就是绝收！一绝收就欠租。”
蓝衫帮他估算了一下，这样的“灾荒周期律”，就连“糠稀”的日子，九年里最多也就三四年能吃上糠稀，其他年份连糠都未必能保障。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补充道：“欠租三年以上的，地主就可以强行夺佃，土地转租他人。不仅‘押佃钱’没了，欠的租还得补上！”
蓝杉骂了一句，“这他娘的也太黑了！”
“《大清律例》里还定了‘佃户欺慢田主’的条款，规定欠租者要‘杖八十’，并且追缴全租。你说这租能欠吗？”林清又说道。
“‘杖八十’，那是会死人的，与其饿死，不如抗死！”
林清痛苦地回忆道：“我们当时也聚众了，人数快四百呢，但下场都不好。官府以‘结党鼓众’定罪，派兵围剿，当场就打死了一批。领头的被抓后，以‘聚众倡乱’的罪名当众给剐了，其余的人在城门口或市集上戴枷示众三个月，也有人枷死了。官府还时不时拉几个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去那些可能抗租的村子里砍头示众，剩下的一百多人，全都被刺字，更惨。”
林清指了指自己脸上的刺字：“要刺的字，尺寸是一寸五分见方（大约4.5厘米），流放宁古塔这样的‘极边烟瘴’之地，刺字要深七分（约2.1厘米），而且还要刺三处，这样的伤口折腾了两个月，刺完字能活下来的不到30人。”
“为什么我们聚众了，最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从北京到宁古塔三千里路，戴着30斤的枷锁步行60天，最后就剩下了2个人，其他人在路上，不是自己寻死，就是被各种意外夺去了生命。”林清讲到这里，陷入了沉默，再也说不下去了。
旁边一位四十来岁的小个子接着补充：“我同来的伙伴，第一年都没扛过去，他们住的那一个‘地窨子’，第一场雪下来，42个人就只剩下了3个。”
好嘛，这满清还真是换着法子折腾人往死里整，还真不如早点反抗。难怪有清一代，年年都有多次大型起义发生，这日子，真的是没法活啊。
嗯，要不是红薯和土豆，加上小冰河过去了，这汉人搞不好让野猪皮的子孙给搞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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