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在 1581—1585 年远征西伯利亚汗国这事儿，书里竟然把它描绘成 “东正教文明传播的史诗”，还大言不惭地强调这是 “神圣使命”，却对叶尔马克其实是受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资助的雇佣兵这一事实绝口不提，更别说掩盖殖民扩张的真实经济动机了。
更过分的是，书里把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原住民统称为 “未开化的野蛮人”，就连野猪皮的祖宗也没能幸免，被归到了 “野蛮人” 的行列里。
“这哪是什么编年史，分明就是为殖民服务的宣传册！” 蓝杉把书合上，心里冷笑一声：这本书的目的再明显不过 —— 为殖民行为构建正当性、片面宣扬领土主张、刻意贬低土着文明，从头到尾都是为了给罗刹的扩张找借口，真是毫无底线。
接连看了两本这样恶心人的书，蓝杉再也没了翻其他书的兴致。像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有德文的莱布尼茨数学论集这些。 不过说到莱布尼茨，蓝杉倒想起一件事：这位数学家的二进制理论，其实是来自咱们种花家《易经》里卦爻的阴阳排列 —— 阴爻对应 0，阳爻对应 1，这可是莱布尼茨自己亲口承认的。
他在书架间又转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专门放中文书籍的书架。上面摆着不少熟悉的书，比如朱熹注释的《四书集注》、武英殿刻本删改过的《五经》，这些在庙街、永明城、宁古塔都见过，没什么新鲜的。
真正让他眼前一亮的，是一套 1716 年武英殿刻本的《康熙字典》——这套书装在四个精致的书函里，一共四十册，开本尺寸是 25.5×16 厘米，版框为 19.5×14.1 厘米，用的是专门的 “太史连纸” 精印而成。纸张摸起来细腻又坚韧，墨色浓郁且清晰，书页上的行格疏朗整齐，字体端庄大气，还保留着楷体软字的柔和风格，不过全书没有句读标点。
蓝杉随手翻了几册，发现这套字典共收录了 个汉字，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多少排列单字，全书分为十二集，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编排得十分规整。
捧着这套《康熙字典》，蓝杉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平心而论，这书确实是本好书，收集了种花家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种字形，单论文献价值，那是功不可没的。
他前世就听说，一套完整的 1716 年武英殿刻本《康熙字典》，在收藏市场上能卖出天价，像他这样的 “混子”，以前也只敢远远听说，根本没机会亲手摸一摸。
可一想到这套书背后的故事，蓝杉的心情又沉了下来。
这套书是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吏部尚书陈廷敬主持编纂的，还有 30 多位趋炎附势的犬儒参与其中。
从这里就能看出野猪皮子孙的组织力 —— 哪怕做的是恶心事，也能把场面撑起来。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体现了种花家文人骨子里的 “诚实”：就算目的不纯，也会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会把论据做得看似充分，不会像罗刹人那样硬编瞎话。
但蓝杉心里比谁都清楚，野猪皮子孙编这套字典，根本不是为了弘扬种花家的文化，而是为了阉割文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放着明代已经流行、方便百姓使用的简体字不用，偏偏挑那些最难写、最难认的生僻字定为 “正” 字，还禁止汉字有任何变化和发展，强行把汉字的演变冻结在原地。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给中文普及增加难度，进一步制造更多文盲 —— 毕竟老百姓越没文化，就越容易被他们愚弄和统治。
所以在蓝杉看来，这套《康熙字典》虽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只能当成 “参考资料”，绝对不能把它当成金科玉律，更不能奉为圭臬。因为这套书的内容里谬误泛滥：当时只用了 6 年就仓促成书，时间太紧，导致书里的引文错误、释义错误超过 2 万条，像书名混淆、断句错误、杜撰注文这些低级错误，更是随处可见。
更让蓝杉无法接受的，是这套书重古轻今的编纂导向。编纂者过度推崇所谓的 “古义”，拼命引用《说文解字》《唐韵》等古籍里的解释，却对民间流传的简化字嗤之以鼻，完全忽视文字的通俗用法。这种做法，严重阻碍了汉字适应时代发展的脚步。蓝杉在心里暗下决心：绝不能让野猪皮子孙的阴谋得逞，绝不能让生僻字滥用的情况发生！
就拿 “龘” 字来说吧，这字写起来又复杂又反人类，要是有人真用这个字当名字，等他把名字写完，别人恐怕都已经做完一道算术题了 —— 这样的字，除了增加麻烦，还有什么用？ 而且蓝杉还注意到，这套书的 “崇古” 倾向还影响了艺术审美：编纂者追求文字形式上的繁复堆砌，把字弄得花里胡哨，完全丧失了明代文字那种留白雅致的韵味，这种审美取向，实在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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