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则天下士子皆知，通经致用，方为正途。”
李嗣炎高踞御座静听良久，将各方言论尽收耳中，待到争论稍息，方才开口：“众卿之论朕已洞悉，南北之议，依房卿所奏，行‘合一榜而定额’，以十年为期渐归一体。
至于科举内容——即颁行‘三三制’！”
他目光扫视全场，斩钉截铁：“昭告天下，自本届始，大唐取士首重实务！前明八股积弊，当于朕手中彻底革除！”
皇帝金口一开，新科取士之制遂定，一场旨在奠定新朝文脉的变革，就此尘埃落定。
（这里要说一下，不是彻底废除，而成为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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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闱之事，不待群臣细品，房玄德便适时再奏：“陛下，秋闱取士已定新章，然抡才大典，所取之英才，终需置于庙堂中枢方能大用。
今四海渐安，臣以为，是时候议一议……国本之所系，国都的定位了。”
他话音未落，张久阳便心领神会，即刻出列：“陛下！金陵虎踞龙盘，虽是形胜，然其地利，终是偏安之局！
纵观史册，凡欲混一宇内、控驭八荒者，国都必北！今我大唐欲开万世太平，必须迁都北京！其利有三，关乎国运！”
他环视群臣，慷慨陈词：“其一在于震慑北疆，永绝边患！ 北京，乃‘天子守国门’之地！圣驾在此，则天下精兵、粮饷、能臣干吏，必辐辏于北。
朝廷目光所及，首在边防！如此，则辽东余孽、蒙古诸部，方知天威赫赫，不敢轻动。
若陛下久居金陵，不过十年，则朝中上下必生懈怠，视北疆为疥癣之疾，届时军备松弛，胡虏铁骑再度南下，悔之晚矣！
“其二在于平衡天下，振兴北地！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经济重心已然南移，天下财赋，七成出于江南。
若国都永驻金陵，则财富、人才尽聚于南，北地将日益凋敝，最终形成南北撕裂之局！
唯有定鼎北京，以国都之重，引导江南财富通过海、漕两运反哺北方，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开拓商路，方能使我大唐南北均衡，共臻富强！
否则北地永为拖累，一旦天灾人祸，流民百万，则天下动荡之源，即在于此！”
这时，张煌言沉声接口：“张总宪所言，皆是老成谋国、血泪教训之论！陛下，岂不闻‘忘战必危’？金陵温柔乡，最是消磨英雄气！
不定都北京，则我大唐开国将士之血性，能保几代？
北地诸省，乃帝国的屏障，屏障不固，则腹心虽肥，终是他人俎上之肉！
臣等不愿见子孙后代，再度面对胡马南窥、山河破碎之局！迁都北京，非为一时之计，实为万世太平之基！”
这番从国防安全、经济格局到精神传承的长篇剖析，如重锤敲击在场每一位大臣的心头。
可反对之声同样激烈。
户部右侍郎吴汝霖立刻出列，他掌度支，首言利害：“张总宪此言，是欲倾天下之力以供一都！北京残破，重建宫室、衙署，糜费几何？
北地物产不丰，百万军民衣食皆赖江南漕运，千里转运，耗费又何止亿万？
国库初盈，正当休养生息，岂堪此等巨耗？”
工部侍郎亦紧随其后：“陛下，吴侍郎所言，皆是实情。且北京城防、宫苑、水利，百废待兴，工程浩大，非十年之功不可为。
若此时北迁，臣恐朝廷精力尽陷于土木，反而耽误了天下恢复之大业！”
“此乃迂腐之见！”
一位北方籍的御史激动反驳：“若只因北方贫瘠、有边患便弃之不顾，北地何时方能振兴？
国都不北，则天下财赋、人才何以北流？唯有定鼎燕京，举全国之力经营，北地方能由疮痍变为膏腴，成为帝国铁壁！
否则，北地终成拖累，金陵这半壁，又能安枕到几时！”
吴汝霖被说哑口，只能强调困难：“陛下，迁都之耗，恐达数千万甚至上亿两，国库恐难以支撑啊……”
李嗣炎静观这场牵动国运的激辩，待双方尽陈，方抬手平息喧嚣。
“众卿所言朕已洞悉，迁都北京，其利在千秋，弊在当下，然惟其艰难，才方显决断！”
“着令，首辅房玄德、次辅张煌言，会同户部庞雨、工部侍郎王铁锤，即日组建‘迁都筹备司’！”
“给朕详细勘测北京宫室、道路、漕运，精确核算用工、钱粮耗费，并就如何强化北疆防务、经营辽东，提出万全之策！限期半年具本奏来！”
“在此之间，朝廷仍驻金陵，然北平行在一应规制，按陪都体例先行恢复，为来日北巡，乃至定鼎做好准备！”
（这迁都的事真要迁，不迁发展不起来，定都北京还要控制西伯利亚，定都南京可就太远了，这年头也没电报，而且辽东乃至东北，都要南方进行全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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