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初。法国，阿拉斯附近，集团军直属维修仓库。
深秋的寒雨淅淅沥沥，无声地浸染着大地，将维修仓库外泥泞的空地变成一片片浑浊的水洼。灰色的天空低垂，仿佛随时都会彻底塌陷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铁锈味和浓重的柴油味。就在这片萧索的背景中，我们的三号坦克，“利贝尔”，静静地停放在一堆等待修理或报废的装备中间，像一头走到了生命尽头的疲惫巨兽。
它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伙伴了。左侧的诱导轮严重变形，履带松弛地耷拉着，炮塔侧面我们亲手擦拭过无数次的装甲板上，除了之前抵抗组织留下的弹痕，又添了几道深深的划痕和凹坑。最致命的是它的“心脏”——那台迈巴赫HL120 TRM发动机，在经历了波兰的初啼、挪威的严寒、法国占领区无休止的巡逻和摩擦后，终于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一次例行巡逻中，变速箱发出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随后彻底卡死，浓密的黑烟从引擎舱缝隙中冒出，无论威廉如何尝试，它都再也无法动弹。
我们站在雨中，围着“利贝尔”，进行最后的告别。雨水顺着我们头盔的边缘滑落，打湿了我们的肩章和衣领，但没人在意。
威廉·鲍尔的手，那双曾经灵巧地操控“利贝尔”穿越各种险境的手，此刻正死死地攥着一块沾满油污的棉纱。他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手背上青筋虬结。他就那样站着，像一尊沉默的雕像，死死地盯着那台已经冰冷的引擎舱盖，仿佛要用目光将它重新点燃。他的嘴唇紧抿着，下颌的线条僵硬如铁。我知道，对于威廉而言，“利贝尔”不仅仅是一堆钢铁构件，它是他手臂的延伸，是他与奥托·舒尔茨共同记忆的最后载体之一（虽然奥托牺牲时他们驾驶的还是一号坦克，但威廉将那种情感延续到了后续的座驾上），更是他在这个疯狂世界里为数不多的、可以完全掌控和信赖的东西。现在，这个东西要离他而去了。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他的声音嘶哑，几乎被雨声掩盖，但其中的痛苦却清晰可辨。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问维修主管同样的问题了。
戴着眼镜、满手油污的维修主管无奈地摇了摇头，用扳手敲了敲严重磨损的变速箱外壳，发出沉闷的响声：“士官，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看这里，还有这里……内部齿轮组严重损坏，曲轴也有问题，要修复它，需要更换几乎整个动力总成和部分传动机构。前线没有足够的备件，就算有，时间和人力成本也太高了。按照标准，它已经达到了战损退役的条件。”
“战损退役”——一个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宣判了“利贝尔”的终结。它不是英雄般地战毁于沙场，而是像一匹老迈的战马，倒在了无尽的消耗和磨损之中。
埃里希·沃尔夫站在一旁，神情复杂。他抚摸着那门50毫米KwK 38 L/42坦克炮的炮管，雨水顺着光滑的金属表面流下。他在这辆坦克上完成了从新兵到合格炮手的蜕变，熟悉了它的每一个脾气，掌握了在晃动中稳定瞄准的技巧。这里有他第一次命中目标的兴奋，也有夜间射击时的紧张。他对“利贝尔”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更强大武器的本能渴望。他低声对旁边的弗兰茨说：“听说新的三号坦克，有些已经换上了更长身管的50毫米炮，穿甲能力更强……”
弗兰茨·贝克尔，我们的装填手，则显得更加务实，也带着一丝解脱。他拍了拍自己依旧结实的臂膀，嘟囔道：“坏了也好，这老伙计的悬挂越来越硬了，颠得我骨头都快散了。而且新坦克的弹药架布局说不定更合理些。”他怀念的是“利贝尔”的熟悉，但也期待着可能更舒适、更高效的新环境。
保罗·霍夫曼默默地整理着从“利贝尔”上拆下来的个人物品——几张地图、一些记录着频率和呼号的纸条、那台升级过的FuG5电台已经被拆走。他的动作细致而有序，仿佛在为一艘即将退役的舰船办理最后的交接手续。
我作为车长，心情最为复杂。“利贝尔”是我指挥的第一辆三号坦克，从1940年6月17日接收它，到如今它趴窝在此，不过短短四个多月。但这四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从德国到法国占领区的转变，经历了新成员的磨合，经历了宣传的扭曲和游击队的毒刺。这辆坦克见证了我的困惑、我的挣扎、我的责任。它的每一个弹痕，每一处磨损，都对应着一段或惊险或压抑的记忆。它保护了我们，也承载了我们这个微小世界的喜怒哀乐。
现在，这一切都要画上句号了。
维修仓库的吊车开始移动，巨大的铁钩缓缓垂下，准备将“利贝尔”拖拽到那些等待最终拆解或回炉的报废车辆堆中。那冰冷的声音和景象，像最后一把锤子，敲碎了威廉最后的希望。
他猛地转过身，不再去看。他从口袋里摸索着，似乎想找支烟，但手指颤抖着，怎么也掏不出来。我默默地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递给他，并用身体挡住风雨，帮他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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