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女儿”的残骸——那辆炮管扭曲、装甲开裂的四号G型，被笨重的回收拖车像拖拽一头死去的巨兽般，呻吟着驶离了集结地，消失在斯大林格勒冬日弥漫的烟尘和雪雾深处。它的离去留下了一片空白，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更是一种习惯和依赖的被强行剥离。我们站在冰冷的空地上，看着那拖车消失在视野尽头，没有人说话。寒风卷起地面的雪沫，抽打着我们冻得麻木的脸。
然而，战争的齿轮不会为任何一辆坦克的损毁而停转。仅仅几个小时后，命令伴随着一辆溅满泥雪的桶车到来：前往师属后备装备场，领取补充车辆，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基本检查和适应，重新编入战斗序列。
所谓的“后备装备场”，不过是城郊一片相对开阔、但同样布满弹坑和冻结泥泞的野地。几十辆坦克、突击炮和各种装甲车辆杂乱地停放着，大多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和帆布，像一群在寒风中沉默伫立的钢铁墓碑。其中不少车身带着显而易见的损伤——凹陷的装甲、破损的履带、缺失的部件——显然是从前线拖回来等待修理或拆解的。但也有一部分看起来相对完整，灰色的涂装在雪地中显得格外刺眼。
一名面容疲惫、眼神里透着长期物资短缺者特有的精明与吝啬的后勤军官，领着我们走到其中一辆四号坦克旁边。他拍了拍冰冷坚硬的侧面装甲，发出沉闷的响声。“四号G型，公里数不高，发动机刚做过例行维护，主炮校准过。就是观瞄设备有点老旧，但能用。”他的介绍简短得像在菜市场评价一颗土豆，“拿去吧，这是你们的新车。”
又一辆四号G型。几乎与我们刚刚失去的那辆一模一样，同样的灰色涂装，同样焊接了附加装甲的车体正面，同样的长身管75毫米炮。它静静地停在那里，履带半陷在冻泥里，炮口指向前方虚无的天空，没有伤痕，没有故事，冰冷而陌生。我们围着它走了一圈，威廉敲了敲履带销，埃里希检查了炮塔旋转是否顺滑，约阿希姆试着拉了拉舱盖。迪特马尔则有些无措地站在一旁。
“名字？”后勤军官拿出登记板，例行公事地问。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莱茵女儿’。”
军官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东西，或许是怜悯，或许是嘲讽，又或许只是纯粹的麻木。他没说什么，只是在板子上记录了下来。
第三辆“莱茵女儿”。从北非沙漠到斯大林格勒冰原，从F2型到G型，这个名字像一道无法摆脱的咒语，也像一面残破却执拗的旗帜，跟随着我们，附着在一具又一具钢铁的躯壳上。我们没有时间感伤或举行什么仪式。威廉立刻带着埃里希和约阿希姆，开始对这具新躯体进行最必要的“体检”：检查油液、滤清器、蓄电池、行走系统、火炮机构。寒冷让这一切变得异常艰难。手指触碰金属如同触电，工具握在手里一会儿就冻得粘皮。发动机启动测试时，那熟悉的、在严寒中显得格外吃力的咳嗽声和黑烟，仿佛昨日重现。
然而，比接收一辆新坦克更令人绝望的，是随之而来的“补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补给近乎于无的现实。
当我们完成对新车的基本熟悉，拿着签收文件去后勤处领取弹药、油料、口粮和其他必需物资时，才真切地体会到斯大林格勒包围圈（虽然尚未完全合拢）边缘那令人窒息的匮乏。
弹药库——一个半埋在地下的、用原木和泥土加固的掩体——门口排着长队，各单位的军需士官脸上写满了焦虑和不耐烦。发放窗口后面，管理军官的声音干涩而疲惫，像坏掉的留声机一样重复着：“穿甲弹，每车两发。高爆弹，每车三发。机枪弹，标准基数的一半。没有烟雾弹，没有照明弹。下一个！”
轮到我们时，得到的是同样寒酸的份额。两发75毫米穿甲弹，三发高爆弹，机枪子弹只够装满约阿希姆手边两个弹箱的一半。这点弹药，恐怕只够一次中等强度的短促交火，甚至无法应对一次像样的伏击。
“只有这些？”我忍不住问，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有些发颤。
窗口后的军官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只有这些。从顿河那边运过来的车队，昨天又挨了俄国飞机的炸，损失了三辆弹药车。剩下的，要优先保障主攻方向。”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语气里听不出是安慰还是陈述事实，“有坦克开就不错了。”
油料补充点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仅仅是相对。我们得到了大约四分之三箱的柴油，够“莱茵女儿”以中等强度活动大半天，如果遇到激烈机动或陷入复杂地形，消耗会更快。威廉看着油罐车那细瘦的软管里流出的粘稠液体，眉头紧锁，嘴里低声计算着可能的作战半径，数字小得令人心寒。
而食物发放点，则彻底暴露了这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已经濒临断裂。没有新鲜蔬菜，没有肉类罐头，甚至连之前那种硬得像石头但至少能充饥的黑麦面包都供应不稳。我们领到的是每人一天份的“应急口粮”：几块能量低下、味道可疑的压缩饼干，一小块用人造黄油和少量肉末混合制成的、冻得硬邦邦的“香肠”，以及一点点用来融化饮用的雪或冰（如果自己有力气去弄的话）的固体燃料片。水量严格配给，只够勉强维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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