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六月初六，小暑刚过。
北京的夏天来得又急又猛，前一天还只是闷热，第二天太阳一出来，就像把整座城市扣进了蒸笼。四合院里的老槐树叶子蔫蔫地耷拉着，边缘卷起，颜色从翠绿变成了灰绿。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一声高过一声，把午后的寂静撕扯得支离破碎。
林修远坐在屋里，手里拿着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
扇子是新的，竹篾编的骨架，蒲草编的扇面，扇柄磨得光滑。母亲前两天刚买的，说今年夏天热得邪乎，没把扇子过不了。扇起来风不大，但总比没有强，至少能搅动一下黏稠的空气。
他扇得很慢，眼睛盯着桌上摊开的图纸——是脱粒机的改进方案，虽然项目暂停了，但他私下里还在琢磨。图纸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尺寸和计算，有些地方反复修改过，橡皮擦的痕迹层层叠叠。
窗外的蝉鸣突然停了。
不是渐渐停的，是戛然而止，像被人掐住了脖子。林修远手里的蒲扇顿了顿，耳朵微微一动。
他听见了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是三个，四个，也许更多。脚步声很杂，很重，踩在胡同的青石板路上，发出“咚咚”的闷响，像擂鼓。脚步声里还混杂着说话声，年轻，亢奋，带着那种特有的、金属质感的尖锐。
林修远放下蒲扇，站起身，走到窗前。
透过玻璃，能看见院门外晃动的草绿色身影——红袖章。一共五个，三男两女，都二十出头，袖箍鲜红得刺眼。领头的是个高个子，方脸，浓眉，正指着林家院门说着什么，声音被蝉鸣的余音和闷热的空气过滤，听不清内容，但语气里的那种亢奋和戾气，隔着玻璃都能感受到。
来了。
林修远心里很平静，像深潭，不起一丝涟漪。他早就料到了。这几天胡同里已经有好几家被查过，王老爷子家被抄走了一箱子古籍，刘奶奶家的观音像被砸了，前院阎埠贵那儿虽然没查到什么，但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现在轮到林家了。
他转身，走到外屋。父亲林建国刚下夜班回来，正坐在凳子上擦汗，毛巾搭在肩上，工作服的前襟湿了一大片。母亲李秀兰在厨房里准备午饭，菜刀切在案板上，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
“爸，”林修远的声音很平，“外头来人了。”
林建国抬起头，手里的毛巾停在半空。他也听见了脚步声，脸色沉了沉，但没慌。这个老工人经历了太多，从民国到解放，从抗战到建国，什么样的阵仗都见过。
“几个人？”他问，声音也很平。
“五个。”
林建国点点头，站起身，把毛巾搭在椅背上。工作服湿漉漉地贴着背，但他背挺得很直。
就在这时，院门被“哐哐”敲响了。
不是敲，是砸。拳头砸在门板上，声音又急又重，像要把门砸穿。接着是一个尖厉的男声：“开门！检查！”
李秀兰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着菜刀，脸色发白。林建国看了妻子一眼，示意她把刀放下，然后深吸一口气，朝院门走去。
林修远跟在父亲身后。
门开了。
五张年轻的脸挤在门口，汗津津的，在烈日下泛着油光。领头的那个高个子一步跨进来，眼睛在院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林建国身上。
“你是户主？”他问，语气像审犯人。
“是。”林建国点头，“同志，什么事？”
“街道统一行动，检查‘四旧’。”高个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抖开，“你们家有没有封资修的东西？旧书、旧画、老物件，统统要交出来！”
他说得很响，唾沫星子喷出来，在阳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林建国还没说话，旁边一个瘦小的女红袖章已经挤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个小本子，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院里扫射——晾着的衣服、墙角的扫帚、窗台上的花盆，一样样看过去。
“先从屋里查起！”高个子一挥手，就要往正屋走。
林修远站在父亲侧后方，眼神平静地看着他们。
五个人，三男两女，都年轻，都亢奋，眼睛里有一种混合着狂热和茫然的亮光。这种光他见过——在前世的某些极端场合，在某些被煽动起来的人群里。不是坏，是蠢，是年轻的血被灌进了太多的口号，烧得头脑发昏。
高个子走到正屋门前，伸手就要推门。
就在这时，他的动作顿了一下。
不是被人拦住，是他自己停住了。他皱了皱眉，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门。门是普通的木板门，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门把手是铁的，已经生了锈。
他再次伸手去推。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手明明伸向门把手，却在距离把手还有三寸的地方，鬼使神差地拐了个弯，拍在了旁边的门框上。用力过猛，门框上的灰簌簌落下，沾了他一手。
“哎？”高个子愣了愣。
后面一个男红袖章凑上来：“王组长，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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