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农历六月初八，大暑。
清晨四点半，天刚蒙蒙亮，胡同里的青石板路还带着夜露的潮湿。林修远背起药箱，药箱是陈一手用旧了的，藤条编的，边角处磨得发亮，背带已经换过两次，现在是结实的帆布带。箱子不重，但里面的东西很全——银针包、艾灸条、几种常用的草药、一小瓶酒精棉、还有几样简单的医疗器械。
他轻轻拉开院门，门轴发出细微的吱呀声，在黎明的寂静里格外清晰。回头看了一眼，父母的房间窗户还黑着，应该还在睡。他带上院门，转身走进胡同。
胡同里很安静。早起倒痰盂的人还没出来，生炉子的第一缕煤烟也还没升起。只有墙根的蟋蟀还在叫，声音断断续续，像在告别最后的夜晚。林修远走得很慢，脚步很轻，布鞋底踩在湿漉漉的石板上，几乎听不见声音。
药箱在背上随着步伐轻轻晃动，里面的银针包和玻璃瓶发出细微的碰撞声，叮叮当当的，像某种特殊的韵律。这声音他很熟悉——这几个月，每个清晨他都是这样出门，背着药箱，走街串巷。
自从红袖章上门那件事后，林修远的生活节奏悄然改变了。农机项目暂停了，轻工局那边暂时不用去，厂里技术顾问的工作也减少了——厂里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大干快上”，技术革新要让位于产量跃进。他有了大把的时间。
这些时间，他用在了两件事上：一是跟着陈一手深研医术，二就是背着药箱，当起了“赤脚医生”。
不是正式的，没有执照，没有编制。就是街坊邻里谁有个头疼脑热、腰酸腿疼，他上门去看看，扎几针，推拿几下，或者给点草药。不收钱，最多收两个鸡蛋、一把青菜，或者什么都不收。
开始还有人嘀咕：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能看什么病？但渐渐地，嘀咕声少了。因为林修远确实能看——而且看得好。
王奶奶的老寒腿，扎了三次针，能自己走到胡同口晒太阳了；刘大爷的咳嗽，喝了几天他配的草药茶，夜里不再咳得睡不着；前院张家的孩子拉肚子，他给了几片晒干的马齿苋，泡水喝下去就好了。
名声就这么传开了。不张扬，但实在。像春雨，悄无声息地渗入泥土，滋养着需要的人。
林修远走到胡同口，天又亮了些。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边缘染着淡淡的金红色。远处传来第一声公鸡打鸣，悠长，响亮，划破清晨的寂静。
他停下脚步，从药箱侧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本子是普通的练习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出诊记录”。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日期、姓名、症状、用药。字迹工整，条理清晰。
今天第一站是田寡妇家。
田寡妇住在胡同西头，丈夫前年工伤没了，留下她和五岁的儿子。儿子有哮喘，天一热就容易犯。昨天傍晚田寡妇来找他，说孩子又喘上了，夜里睡不安稳。
林修远合上本子，继续往前走。
胡同两旁的墙上，标语又多了一些。有些是新贴的，浆糊还没干透；有些是旧的，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字迹模糊。红纸，白纸，黑字，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他目不斜视，只是安静地走着，药箱在背上轻轻晃动。
走到田寡妇家院门前，门虚掩着。他敲了敲，里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门开了。田寡妇站在门口，眼睛红肿，脸色憔悴，显然一夜没睡好。看见林修远，她像看见救星似的：“小林大夫，你可来了！”
“孩子怎么样？”林修远问，声音很平和。
“后半夜又喘了一阵，我刚给他喂了水，这会儿睡着了，但听着呼吸还是粗。”田寡妇说着，让开路。
林修远走进院子。院子不大，收拾得还算干净，但透着股清贫的气息——墙角堆着捡来的煤核，晾衣绳上挂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窗台上养着几盆普通的指甲花，开得倒挺旺。
屋里很暗。窗户糊着旧报纸，透进来的光昏黄暗淡。靠墙的土炕上，一个瘦小的孩子蜷缩着睡着，脸色发白，嘴唇有些发紫，呼吸确实粗重，能听见喉咙里轻微的哮鸣音。
林修远放下药箱，在炕边坐下。他先摸了摸孩子的额头——不烫。又轻轻翻开孩子的眼皮看了看，瞳孔正常。然后握住孩子的手腕，三根手指搭在脉上。
脉象浮紧，是外感风寒引发的哮喘。
“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声音很轻。
“前天下午，”田寡妇站在旁边，双手不安地绞着衣角，“带他去了一趟他姥姥家，回来路上下了点雨，可能着凉了。昨天就开始喘。”
林修远点点头，打开药箱。先取出银针包，摊开，里面整整齐齐插着十几根银针，长短粗细不一，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细密的光。
他选了一根一寸半的针，在酒精棉上擦了擦。然后轻轻掀开孩子的衣服，露出胸口。手指在膻中穴附近按了按，找准位置，手腕轻轻一抖——
针尖刺入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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