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八月二十五，凌晨四点半。
北京站笼罩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站前广场投下模糊的光晕。空气里浮动着煤烟、汗水和廉价烟草混合的味道。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扛着大包小裹，拖着疲惫的身体，像潮水般缓慢地向进站口蠕动。
林修远站在广场边缘的阴影里，脚下是一个半旧的帆布旅行袋，鼓鼓囊囊。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面套了件深色外套，领子竖着，遮住了半张脸。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成熟些。
他看了看手腕上那块老上海表——父亲戴了十几年，临行前硬塞给他的。表盘上的夜光指针泛着微弱的绿光，指向四点三十五分。
火车是五点十分的，开往广州的特快。
他弯腰拎起旅行袋。袋子很沉，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剩下的全是钱。十元一张的“大团结”，厚厚几沓，用油纸包着，外面又裹了几层旧报纸，塞在袋子的最底层。这是他这些年几乎所有的积蓄——行医攒下的，洞天里药材、茶叶零星换的，还有父亲偷偷塞给他的五百块“启动资金”。
钱贴着背，沉甸甸的，也踏实。
他随着人流走向进站口。检票员打着哈欠，懒洋洋地撕着票。进了站，月台上更是拥挤不堪。绿皮火车像条疲惫的长龙，趴在铁轨上喘息。车窗大多开着，里面早已塞满了人和行李，还有人从窗口往里爬。叫嚷声，哭闹声，列车员的哨子声，混成一团。
林修远找到自己的车厢。硬座车厢，空气污浊得几乎凝滞。汗味、脚臭味、食物馊味扑面而来。他的座位靠窗，还算幸运。邻座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正小心地护着膝上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对面是一对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妻，孩子哭个不停，女人一边哄一边抹汗。
他把旅行袋塞到座位底下，用脚抵住，然后坐下，看向窗外。
站台上的灯光快速向后掠去，火车缓缓启动，哐当哐当，节奏沉闷而坚定。城市轮廓在晨曦中逐渐模糊，然后是田野、村庄、电线杆……景物在加速后退，带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
开了，他想。
邻座的中年干部打量了他几眼，试探着开口：“小同志，去南方？”
“嗯。”林修远点点头。
“出差？”
“算是。”
“哪个单位的？”干部从口袋里掏出烟，递过来一根。
林修远摆摆手：“谢谢，不会。轧钢厂的，去学习考察。”他拿出父亲开的那张介绍信，在手里晃了晃，没展开。
干部点点头，不再多问，自己点上了烟。烟雾在浑浊的空气里弥漫开来。
火车一路向南。
白天，黑夜，再白天。窗外景色从北方的平原丘陵，逐渐变成南方的水田阡陌。天气越来越湿热，车厢里像个蒸笼。林修远大部分时间闭目养神，偶尔喝口水，吃个母亲烙的饼。饼硬了，但嚼起来有粮食本身的甜香。
他看似在休息，神念却时刻感知着座位下旅行袋的动静。袋子里那几沓钱，是他全部的本钱，不能有半点闪失。
第三天的下午，火车晚点两个多小时，终于喘着粗气驶进了广州站。
热浪混杂着南方特有的潮湿霉味，随着打开的车门汹涌扑入。月台上人声鼎沸，粤语、普通话、各地方言吵成一片。小贩举着甘蔗、香蕉、盒饭在车窗下叫卖，声音尖利。
林修远拎着旅行袋下车，脚踩在坚实的水泥月台上，微微晃了晃——坐得太久了。
他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广州的天空是灰蓝色的，云层很低，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街道两旁是高大的榕树，气根垂落，骑楼连绵，招牌上的繁体字和简体字混杂，透着与北京截然不同的气息。自行车流如同潮水，铃声此起彼伏，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的年轻人骑着“永久”、“凤凰”飞快掠过。
他没有停留，直接去了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汽车票。
又颠簸了几个小时，当汽车穿过一片农田，越过一道简陋的关卡，路边开始出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时，他知道，特区到了。
这里的景象更加不同。到处是工地，打桩机的轰鸣震耳欲聋，脚手架林立，尘土飞扬。街道上跑着不少挂着粤Z牌照的小汽车，还有轰鸣的摩托车。人们的步履匆匆，眼神里有一种北京少见的、近乎贪婪的急切和活力。
林修远按照叔叔林建军提供的一个模糊地址，找到了罗湖附近一片杂乱的市场。这里像是临时搭建的，铁皮棚子连成片，地上污水横流，摊位上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商品：花花绿绿的布料，样式新奇的塑料凉鞋，印着外文商标的化妆品，还有一摞摞的磁带和折叠伞。
空气里混杂着劣质香水、汗水和海产品腥咸的味道。
他的目光扫过摊位，最终落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坐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眼睛很亮，面前摊着一块塑料布，上面零零散散摆着些小玩意儿——主要是电子表，还有几个巴掌大的、带着天线的黑色塑料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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