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华中校离开后的二十四小时，是江城建立以来最漫长、也最微妙的一天。表面上，据点内弥漫着一种混杂着希望、不安和不知所措的躁动。
绝大多数普通幸存者沉浸在“国家没有抛弃我们”、“军队来救我们了”的巨大喜悦和放松中，他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讨论着可能到来的“好日子”——充足的食物、安全的住所、可靠的秩序。
就连那些曾经对林奇团队的严格管理心怀不满的人，此刻也觉得有了新的、更“正统”的依靠。
然而，在这片看似乐观的喧嚣之下，林奇下达的几道命令，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江城的内部状态。
柳菲菲的战斗队表面上放松了警戒，甚至允许部分队员与相熟的幸存者交谈，分享对“归建”后生活的憧憬。
但暗地里，所有核心区域的守卫力量不降反增，弹药库、油料库、黑风山粮仓、以及从“方舟”获得的技术设备存放点，全部换上了最忠诚可靠的老队员，实行双岗双哨，任何未经授权者靠近，格杀勿论。柳菲菲本人则带着几个心腹，不断巡视，眼神锐利如鹰。
黑鱼的侦察队化整为零，伪装成普通的巡逻快艇或捕鱼小艇，散布在江城外围二十海里的扇形区域内，重点监视着那三艘巍然不动的驱逐舰和护卫舰。
他们记录着舰队的一举一动：是否有小艇频繁出入？是否在进行水文测量？舰上人员的活动规律如何？任何细微的异常，都会被记录并飞速传回。
沈依晴则一头扎进了情报分析和报告的“加工”之中。她按照林奇的指示，整理了一份关于周边威胁的“详实”报告。
报告中，盘踞西北、已成流寇的白山基地残部被描述为“装备精良、穷凶极恶的悍匪，拥有一定重武器，严重威胁航道安全”；神出鬼没的“清道夫”则被着重强调其“水下渗透能力极强，手段残忍，擅长抓捕活口，目的不明，疑似拥有特种装备”；至于南部海域的“铁礁寨”，报告则语焉不详，只提及其“盘踞险要，排外且神秘，与‘清道夫’似有不清不楚的联系”。
报告“恰好”忽略了“清道夫”与“方舟”可能存在的关联，对“玄武”更是只字未提。这份报告既展示了江城面临的“严峻形势”，暗示了舰队“恢复秩序”的艰巨性，也巧妙地将几个真正的威胁和谜团抛了出去，试探军方的反应和能力。
同时，在难民中悄然流传的关于“别处被整合后青壮年被拉去当苦力、老人孩子无人问津”的谣言，也开始发酵。
起初只是少数人私下嘀咕，但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一些“有心人”的推波助澜，疑虑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喜悦渐渐被担忧取代，人们开始窃窃私语：“真的都要听军队安排吗？”、“我们的船会不会被收走？”、“林老大他们怎么办？”、“去了新地方，会不会被欺负？”
林奇将自己关在指挥室里，对着巨大的海图和简陋的沙盘，反复推演。他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脑中飞速权衡着各种可能性。
硬抗是自取灭亡，但彻底交出兵权和资源，沦为附庸，甚至被拆散打乱，同样是他无法接受的。他必须在这看似绝境的夹缝中，找到一条生路。
“关键在于价值。”他低声自语：“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听话的、完整的江城，比一个被打散、需要从头整合的烂摊子，对他们更有用。”
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在一种表面平静、内里紧绷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过去。
第二天上午，杨振华的交通艇准时再次靠岸。这次来的不仅是杨振华本人，还多了两名穿着常服、表情严肃的政工干部，以及几名手持登记簿和测量仪器的技术人员。阵仗明显比上次更大，公事公办的意味也更浓。
会谈地点依旧在金融中心那间临时会议室，但气氛已然不同。杨振华开门见山，递过来一份打印的、盖着红头文件格式的《沿海幸存聚居点临时收编与管理暂行办法（草案）》。
“林奇同志，这是指挥部初步拟定的章程，你们看一下。原则上，所有幸存者需统一登记造册，按技能和身体状况分类。青壮年符合条件者，经筛选可加入巡防区辅助部队或生产建设兵团。现有船只、大型设备、武器弹药、主要粮食及药品储备，需统一清点，纳入巡防区后勤体系，统筹调配。原有管理架构暂时保留，但需接受巡防区派出的工作组指导，逐步过渡到统一管理。”
条款清晰，目标明确——人、船、枪、粮，全部上交。
林奇快速扫过文件，心中冰冷，脸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凝重和“理解”：“章程很全面，领导们辛苦了。只是……我们这里情况确实有些特殊。”
他示意沈依晴递上那份精心准备的“威胁报告”：“杨长官，这是我们所掌握的周边区域威胁情况。西北的白山溃兵还好说，毕竟是明面上的。但南边这个‘清道夫’，实在令人头疼。他们来去无踪，专搞偷袭绑架，我们有不少兄弟折在他们手里。还有这个‘铁礁寨’，躲在险要地方，态度不明。舰队要在此区域恢复秩序，这几股势力是绕不开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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