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分级放粮”是平籴法的第二个核心设计。李悝将灾年分为三级：“小饥则收自倍（亩产仅常年一倍，即歉收一半），大饥则收什一（亩产仅常年十分之一）”（《汉书·食货志》），对应放出不同年份的储备粮：小饥放“下熟之年”收的粮，中饥放“中熟之年”的粮，大饥放“上熟之年”的粮。放粮价也按灾情定：小饥价是“中价”的两倍（4尺麻布/石），中饥价三倍（6尺），大饥价四倍（8尺）——虽比常年贵，但比商人的“黑市价”低一半还多，等于给粮价划了道“防涨线”。
放粮时的“配给规矩”更显智慧。不是谁来都能随便买，而是按“户籍”定量：“五口之家，小饥月给粟一石五斗，中饥二石，大饥三石”（据《管子·国蓄》推测的魏国标准）。安邑出土的“户籍木牍”上，就刻着“某里某户，五口，小饥领粟七石五斗”的记录（五口之家小饥月领1.5石，五个月需7.5石），领粮时要“户主持牍核验”，防止冒领。对“孤老病残”另有优待：60岁以上老人、残障人士可多领30%，由里正统一代领——这细节让放粮不只是“经济调控”，更带了社会保障的温度。
为防商人囤货倒卖，还有“限售规矩”：一人一次最多买5石，且“不得转售”，粮官会派人巡查市集，若发现有人用“放粮价”收粮再高价卖出，“罚没粮食，笞五十”。安邑出土的战国竹简里，就有“某商买官粟十石，转卖得利三十尺，论罚”的记载。更绝的是“以工代赈”：灾年修城、挖渠时，给劳工发“粮票”，凭票去官仓领粮，既解决了工程用工，又让灾民“干活换粮”有尊严，比单纯救济更可持续——这比西方“以工代赈”早了两千多年。
放粮的关键是“快”。李悝规定“县吏得灾报三日内需开仓”，从安邑到边境的“委积点”（粮食中转站），每隔30里设一个“递粮站”，用牛车运粮，“一日行五十里”，确保偏远乡邑也能在七天内收到粮。考古发现的魏国“粮道车辙”，宽约1.5米（正好容一辆牛车通行），路面用夯土加固，印证了“粮道畅通”的记载。有了这套机制，公元前413年魏国大饥时，虽“民有菜色”，却没出现大规模流民起义，平籴法的“缓冲”作用实实在在显现了。
三、制度根基：从“粮窖硬件”到“治理软件”的系统支撑
平籴法能落地，靠的不只是“收放”两个动作，而是一整套“硬件+软件”的系统。安邑粮窖群的“硬件设计”就藏着不少智慧：窖口盖着“木穹顶+草席+黏土”的三层盖子，隔热又防雨；窖底铺着厚20厘米的“沙砾+石灰”层，防潮防虫——经测算，这样的粮窖能让粟米储存三年不变质，正好匹配“三年一循环”的丰歉周期（按李悝统计，战国初期约三年一灾）。窖群旁还发现了“晒粮场”遗址，面积近千平方米，地面用火烧硬化，能在收粮前翻晒粮食，降低水分含量便于储存——这些细节证明，平籴法的收储不是“临时堆放”，而是有科学规划的“长期储备”。
“软件”方面，李悝制定了《平籴律》（虽原文已佚，但可从《汉书》等记载中还原），明确各环节权责：“廪人掌收储，司市掌放粮，县丞掌核验”，各司其职又相互监督。律中还规定“收储账目需‘月计、岁考’”，安邑出土的“廪人账簿”竹简上，详细记录着“某月收粟千石，出粟五百石，余五百石”，字迹工整，核对无误——这种“账目清晰”的管理，避免了粮食被挪用、贪污。
更重要的是“粮食与赋税的联动机制”。李悝将“什一税”的征收与平籴法绑定：农夫缴税时，可按“中价”折算成粮食缴纳，也可缴钱——缴粮直接入官仓，省去收购环节；缴钱则由国家用这笔钱在丰年补购粮食。这种“税粮联动”让国家有了稳定的粮源，也让农夫多了选择：丰年粮多，就缴粮抵税；歉年粮少，就缴钱留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中“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规定，正是对魏国“税粮联动”的继承与发展。
平籴法还暗合了“粮食安全与国家权威”的绑定逻辑。安邑粮窖群的位置很讲究——在都城城墙内西北隅，既靠近王宫便于监管，又在制高点上易守难攻。这种“粮窖进城”的布局，传递出明确信号：国家掌控着粮食命脉，能在灾年护民周全。当时魏国百姓编的歌谣里唱：“仓有粟，民不慌，国有法，心不慌”，正是这种“制度信任”的体现。相比之下，同期韩国因“无平籴之法”，公元前408年大饥时“民亡过半”，更显平籴法的治理价值。
四、历史回响：从“魏国缓冲器”到后世“常平仓”的基因延续
平籴法的智慧并未随魏国衰落而消失。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仿魏平籴法，置廪仓”（《史记·商君列传》），只是将“中价”改为“秦尺秦钱”计量；汉代晁错提出“贵粟论”，建议“募民入粟拜爵”，本质是平籴法“丰年收储”的扩展——让百姓用粮食换爵位，既增储备又稳粮价；到了汉武帝时，桑弘羊设“常平仓”，“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贾而粜”（《汉书·食货志》），连“分级收放”的规矩都与李悝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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