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沃野镇军仓的粮，用骆驼从关中运去，路上“十石去三”，却非要堆在边境沙地上——“防柔然突袭”是唯一理由；南陈江州转运仓紧挨着赣江码头，粮船到港直接卸粮，可梅雨一涨水就淹仓基，仓粮“十日必霉”。这些仓廪像散在棋盘上的孤子，各守一摊，甚至“邻州大旱，仓粮盈溢却闭仓不救”。隋代要织仓网，先得拆“土地分裂”的旧根。
南朝的仓是“大族的私产附庸”。东晋南渡后，北方大族在会稽、吴郡“占山护泽”，《宋书·孔灵符传》说他“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这些私田不向官府登记，产出归家族。他们立的社仓，捐粮多是佃户“额外缴租”（本就缴“亩收三斛”私租，再被强捐一斗入仓），赈济自然“先顾亲族”。南梁会稽太守想“收社仓归官”，谢氏联合大族“闭仓拒命”，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土地握在谁手里，仓就听谁的。北朝的仓是“军镇的自留地”：北魏六镇“戍边即授田”，但土地归军府，“兵死则田收”，沃野镇军仓粮名义是“镇兵口粮”，孝文帝时镇将元深竟用它“换胡马取利”，导致镇兵“冬无粮寒”。正光年间关中大旱，百姓逃到沃野镇求粮，军将拿“军粮不可动”当借口，眼睁睁看着灾民饿死在仓外——“军田”“民田”各属体系，仓自然“只认军籍不认民”。
隋统一后先破“土地碎局”。杨坚下诏“废天下军镇，改镇兵为民户”，把军田收归朝廷再按均田制授编户；又派“括田使”清查隐漏户口，江南吴郡“籍田碑”刻着“谢氏隐田二十顷，入官后授新附民二十户”。河北涿郡开皇五年“括田簿”记“前北齐军田五十顷，今授民户五十家”——土地权属统一了，仓才有了“联网”的基础。户部画的“全国仓廪图”上，朱红标关中“太仓”作总枢纽，明黄标黄河沿岸“河仓”作中转站，青绿标各州“常平仓”平抑粮价，灰白标乡里“义仓”就近赈济，四层仓靠运河与驿道连缀，像人体血管般各司其职。
1974年洛阳回洛仓遗址的发掘，让人看清这张网的“硬件精度”。遗址在邙山脚下——北朝人爱选的“高燥之地”，又离洛水近，水路运粮方便，选址就揉了南北经验。71座圆形仓窖呈四排矩阵排列，行距、列距都是30米，整整齐齐像棋盘棋子。每个仓窖口直径10米、深7米，做成“上宽下窄”漏斗形，粮堆压在窖壁上更紧实。防潮技术最绝：窖底先铺30厘米青膏泥（江南人防潮老办法，南陈江州仓就用这），再垫20厘米木炭（北朝平城仓的手艺），最后盖刷桐油的木板——南北技术全融了。第12号仓窖里碳化的粟米含水量仅12%，而魏晋州仓储粮常超15%，难怪不易霉变。仓吏房出土的木简记着“某窖储粟三千石，某年某月入仓”，甚至有“某窖粮已存三年，宜先调运”的备注，连“推陈出新”都想到了。
三、调度的“智慧”：分层联动的“活棋”
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长安粮价从“斗米三十文”飙到“斗米百文”，隋文帝急召仓部侍郎韦瓒调粮。韦瓒捧着“仓网图”在朝堂拆解方案：先从河东河仓调粟米5万石，走黄河水运至潼关——河东离关中近，黄河顺流“一日可行百里”，运费最省；再从回洛仓调麦3万石，经陆路运长安——回洛仓的麦是新收的，关中百姓爱吃麦，陆路虽贵但解“吃新麦”的急；最后让关中各里义仓开仓，赈济本乡灾民——义仓粮就在乡里，不用运，灾民走几步就到。
《隋书·韦瓒传》记他算的账：“河运粟米每石费30文（含船夫工钱、纤夫口粮），陆运麦每石费50文，义仓赈济无运费”。若按北魏老办法“单靠太仓调粮”，从江南运粮到长安再分发，“每石到灾民手里运费得80文”，现在三法搭配，总运费省近半。有大臣质疑“陆运劳民”，韦瓒回得实在：“若等水路运麦，灾民恐等不及，陆运虽劳，却能救急”。这种“分层调度”，是把南朝水路转运的“巧”（算运费、算时间）与北朝州仓储备的“稳”（分批次、保供应）捏在了一起。
半个月后长安粮价回落到“斗米三十文”，乡下灾民靠义仓粮也没饿肚子。杨坚夸韦瓒“比萧何运粮还巧”，却没留意他奏折末尾的话：“义仓粮乃百姓自存，此次未动，若日后强征，恐失民心。”这话成了谶语。隋炀帝即位后，把备荒仓当成“军粮库”：大业四年征吐谷浑，第一道令就是“义仓粮转充军粮”，泾阳碑“官不侵仓”的刻字被凿去，换成“军粮优先”，凿痕歪歪扭扭；河北涿郡大业八年“义仓挪用账簿”记“某社义仓原储粮200斛，今调180斛充军”，旁注“社民哭求留20斛，未允”。他还下令“运河夜航”赶工期，无视南陈“梅雨停航”旧规，粮船雨夜触礁，粮米飘了十里地，百姓看着心疼却不敢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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