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字载体的阶层属性：从文字传播的载体来看，春秋时期“文字教育”主要局限于士阶层。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春秋时期“士”阶层墓葬（M5）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青铜笔、墨锭、竹简及刻刀，竹简上残存“礼”“义”“政”等字迹，经考证为《诗经》《尚书》的片段；而同期平民墓葬中，仅在少数“富裕农夫”墓中发现刻有“田亩数”（如“五亩”“十亩”）的陶片，未见复杂文字。这种“文字掌握权”的阶层差异，决定了孔子的教育只能以“文字典籍”为核心——其弟子需通过阅读《诗》《书》《礼》《易》掌握治国理念，而农耕技艺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农夫群体中传承（如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农耕传授”场景陶俑：一老者手持耒，向少年比划耕作姿势，印证了民间“师徒相传”的技艺传承模式）。
孔子并非否定农耕技艺的价值，而是明确“教育需匹配阶层职责”——正如鲁国故城出土的“士”阶层竹简（编号LQZJ-01）记载“士者，承上启下，上佐君，下安民，非耕桑之职”，与《论语》中孔子“焉用稼”的表述高度呼应。这种“各司其职”的教育逻辑，与西周“学在官府”时期“官学教礼、私学传艺”的传统一脉相承，只是孔子将“官学”的治国理念下沉至民间“士”阶层，形成了“分层教育”的早期范式。
三、社会背景：春秋时期“士农分工”的必然性
孔子的“教育分层”规矩，本质上是春秋时期社会结构变革的产物。随着“井田制”逐渐瓦解，“士”阶层从贵族附庸中独立，成为“连接统治阶层与平民”的关键群体；而“农夫”则从“井田制下的集体耕作”转向“私田耕作”，农耕技艺的专业化需求日益凸显，二者的分工具有历史必然性。
1. “士”阶层的功能转型：西周时期，“士”是贵族最低等级，依附于卿大夫，职责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军事职能）；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亟需“懂礼、知义、善政”的人才治理国家，“士”阶层的功能从“军事”转向“政治”。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国子产“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所选人才均为“士”阶层，职责是“参与国政、制定政令”。这种功能转型，要求“士”必须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书、数”是处理政务的基础，“礼、乐”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核心，“射、御”是军事与外交的辅助——农耕技艺显然不在其核心能力需求范围内。
孔子的弟子群体正是这一转型的体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的72贤人中，子路“政事”突出，曾为季氏宰（地方行政长官）；子贡“言语”出众，出使诸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冉有擅长“理财”，为季氏“聚敛财富”——这些弟子的能力均指向“社会治理”，与“农耕”无关。正如《论语·学而》中曾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对“士”的定位是“以天下为己任”，教育内容自然围绕“治国安邦”展开，“学农”争议本质上是对“士阶层功能定位”的误解。
进一步佐证这一转型的，是山西候马晋国故城出土的春秋时期“士”阶层教育遗存：在一处贵族家宅遗址（编号H108）中，发现了规整的“授课场景”——地面铺有席子，中央放置竹制简册（残存《尚书·洪范》“八政”篇文字，涉及“食、货、祀、司空”等治国内容），四周散落着青铜剑（象征士的军事传统）、陶制算筹（用于数学教学），墙上还刻有“礼、义、信”三字。遗址旁的储物坑中，还出土了用于“射御”训练的木质弓矢模型与皮革靶心，印证了“六艺”教育的实践场景。反观同期平民居住区遗址，仅发现用于传授农耕技艺的“耒耜教学模型”（陶制，尺寸为实物的1/3）无任何典籍或六艺相关教具。这种教育资源的阶层差异，进一步说明孔子以“治国之术”教弟子，是对春秋时期“士阶层专属教育资源”的继承与发展，而非主管排斥农耕。
2. 农耕技艺的专业化传承：春秋时期，随着“私田”的出现，农夫从“集体耕作”转向“个体经营”，对农耕技艺的精细化需求显着提升，形成了“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专业传承体系。《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后，“农夫终岁耕稼，不失其时，家有积蓄”，为了提高产量，农夫开始总结“辨土、选种、灌溉”等技艺，如《诗经·大雅·生民》中“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记载了后稷教民耕作的技艺，这类知识多通过“口传+实践”传承，无需文字典籍。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中，有“农战”相关记载：“农夫习于耕，士习于战，此乃国之根本”，虽为战国时期文献，但反映了春秋至战国时期“士农分工”的延续性。孔子并非“禁止学农”，而是认为“士”应专注于自身职责，农耕技艺自有专业传承渠道——正如《论语·子张》中子夏所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百工”（含农夫）的技艺在“肆”（作坊、田间）中完成传承，“君子”（士）的“道”在学习中实现，二者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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