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弟子的身份还与“复其身”的特权绑定，这一特权既是对弟子的激励，也是“教育—治国”规矩的重要体现。“复其身”即免除弟子本人的徭役和赋税，结合《汉书·食货志》中“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论述及汉代“学而优则仕”的普遍观念，“复其身”实为太学弟子的核心特权之一。这一特权将“接受太学教育”与“免除徭役”直接挂钩，既降低了弟子的学习成本，吸引更多人投身太学，也从制度上赋予了太学弟子“准官僚”的身份——他们无需承担普通百姓的徭役义务，而是以“学习经术、预备入仕”为主要职责，这就从身份上强化了太学与官僚体系的关联性，让“入太学”成为“入仕途”的前置台阶。
二、“课试”与“察举”：太学弟子入仕的双重考核规矩
太学弟子要实现从“学子”到“官僚”的转变，需通过一套严格的“考核晋升规矩”，其中最核心的是“课试”与“察举”的结合。“课试”是太学内部的经学水平测试，侧重于“才学”；“察举”则是地方或中央对弟子品行、能力的推荐与考察，侧重于“德行”与“实务”。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太学弟子入仕的“双重门槛”，确保选拔出的人才既符合经学正统，又能胜任官僚职责。
“课试”作为太学内部的考核规矩，其制度设计在汉代不断完善，从最初的“岁试”逐步发展为有明确等级和标准的“甲乙科试”。武帝时期初设太学时，“课试”制度尚显粗糙，据《汉书·儒林传》载，当时“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每年进行一次考核，能通晓一门经书以上的弟子，可补任“文学掌故”（掌管文献档案的低级官员）；成绩优异（高第）者，由太常登记上奏，可任“郎中”（皇帝侍从官，属中级官员预备役）。此时的“课试”以“通艺”数量为核心标准，层级划分较为简单，仅分“合格”与“高第”两档。
到西汉后期，“科试”规矩逐渐细化，出现了“甲乙科”的等级划分。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此次诏书虽未直接提及课试改革，但结合《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中博士需“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的举状要求可知，此时对博士及弟子的考核已更注重“经术深度”与“品行规范”。至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太学“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规模扩大的同时，课试制度也进一步完善，明确“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即通过“明经”考试但成绩未达标的，可补为太学弟子；同时增设甲乙科，每科各十人，按成绩高低分配入仕名额。此时的“课试”已形成“按科取士”的规矩，成绩与入仕职位直接挂钩——甲科弟子多授予“郎中”，乙科弟子多授予“太子舍人”，而“下第”者虽不能直接入仕，但可通过补为弟子继续学习，获得下次考核的机会。这种“分级取士、下第复读”的规矩，既保证了入仕者的经术水平，也为弟子提供了持续学习的动力，使太学的“育才”功能得到强化。
“课试”之外，“察举”是太学弟子入仕的另一重要规矩，且与“课试”形成互补。汉代察举制度始于文帝时期，但真正与太学弟子入仕结合紧密的，是武帝时期确立的“孝廉”“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等科目。太学弟子虽以经术见长，但要进入官僚体系，仍需通过察举的“德行”与“实务”考察，这体现了汉代“德才兼备”的选官原则。
对于太学弟子而言，察举的主要途径是“孝廉”。“孝廉”科要求被举者“孝顺父母、清正廉洁”，这与儒家经学所倡导的伦理规范高度契合。太学弟子因长期学习经学，其言行举止多符合“孝廉”标准，故成为“孝廉”察举的重要对象。据《后汉书·左雄传》记载，顺帝时期左雄改革察举制度，规定“郡国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明确要求郡国察举的孝廉，需先到公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府）考核，其中“诸生”（包括太学弟子）需测试“家法”（即经学的师法、家法传承），文吏需测试公文写作。这一改革将太学弟子的“经术水平”（课试家法）与“察举资格”直接绑定，使得太学弟子在察举中更具优势——他们长期接受博士的“家法”传授，对经术的理解远胜于普通儒生，更容易通过“试家法”的考核。
除“孝廉”外，太学弟子还可通过“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入仕。“秀才”科侧重于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太学弟子中精通经术且具备实务能力者，可被举为“秀才”，直接授予较高职位。如《汉书·萧望之传》记载，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虽因触怒霍光未被直接授予高位，但最终通过“射策甲科”（即课试高第）为郎，后逐步晋升，其经历体现了太学弟子通过“课试”与“察举”结合入仕的典型路径。“明经”科则是专为精通经学的人才设立的察举科目，与太学的“课试”最为契合。如《汉书·韦贤传》记载，韦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后逐步晋升至丞相，其入仕与晋升均与“明经”密切相关，而太学弟子正是“明经”人才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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