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采方制度的鼎盛阶段，在隋唐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系统性与实用性”，形成了“采方—制药—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这与宋代“重文轻武”背景下对民生治理的重视密切相关。宋代采方的核心创新在于设立了专门的采方与制药机构——“和剂局”（后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将验方的收集、整理与规模化生产直接对接，实现了“医规”与“民生需求”的精准匹配。
宋代采方的覆盖范围远超前代，不仅包括中原地区，还延伸至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及海外藩属国。朝廷多次组织大规模全国性采方，如宋太宗淳化三年，“诏天下郡县，访求医书、验方，许以官赏”，此次采方历时两年，共收集验方两万余首；宋徽宗时期，甚至派使者赴高丽、日本等地收集海外验方，充实官方医库。
这一阶段的采方规矩更注重“标准化与细节化”：其一，明确验方的记录规范，要求必须包含“药材名称、剂量、炮制方法、服用时间、禁忌人群”等六项内容，缺一不可；其二，建立“地域标签制度”，对每首验方标注“产地、适用病症的地域特征”（如“岭南瘴气方”“北方风寒方”），便于后续分类收录与推广；其三，完善审核流程，新增“交叉审核”环节，由太医局、和剂局及翰林院医官三方联合审核，确保验方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宋代采方最具突破性的是“成果转化机制”——和剂局将审核通过的验方制成中成药（如丸、散、膏、丹），统一命名、定价并颁发“制剂规范”（即《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要求全国官办医馆与药铺严格按照规范生产销售。这一举措不仅让民间验方快速转化为可普及的医疗资源，更形成了古代中成药的“标准化生产规矩”，《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中成药制剂手册，其中收录的“藿香正气散”“银翘散”等验方，均源自民间，经官方整理后沿用至今。
二、采方制度的核心规矩：流程、标准与责任
从汉代到宋代的演变中，采方制度逐步形成了一套涵盖“征集—核验—审核—收录—推广”全流程的核心规矩，这些规矩既保障了民间验方的质量，又确保了官方转化的效率，同时通过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避免了制度流于形式。
1. 征集环节：范围、对象与形式的刚性要求
采方的范围与对象在不同朝代虽有调整，但核心规矩始终围绕“全面性与代表性”展开。在范围上，历代均明确要求“覆盖城乡、兼顾地域”，唐代规定采方官需“每年至少遍历所辖3个州府，深入乡村、边疆、山区等医疗资源匮乏区域”；宋代则进一步细化，要求“每路（宋代行政单位）至少收集本路特有病症的验方100首”，确保地域医疗经验不被遗漏。
征集对象的规矩体现了“全民参与”的特点，不仅包括民间医者、药农，还涵盖普通百姓、官吏甚至僧道。唐代采方告示中明确提出“无论士农工商，有验方者皆可献纳”，宋太宗时期更是鼓励“僧道献方”，因为僧道群体多游历四方，积累了不少疑难病症的治疗方法。对于特殊群体的验方，还设有专门的征集渠道，如针对宫廷秘方，由内廷医官负责整理；针对少数民族验方，由边疆节度使协调当地部落首领协助收集。
征集形式则分为“常规征集”与“专项征集”两类，形成互补规矩。常规征集为定期进行，唐代是每季度一次，宋代改为每半年一次；专项征集则针对特定事件，如发生瘟疫、战争或新发现疑难病症时，由朝廷下诏启动紧急采方，要求地方在规定期限内（通常为一个月）完成征集与上报。这种“常规+专项”的形式，既保证了验方收集的稳定性，又能应对突发医疗需求。
2. 核验环节：真实性与有效性的双重把关
核验是采方制度的关键环节，其核心规矩是“双重核验、证据支撑”，目的是剔除虚假、无效或有害的验方，避免误导医疗实践。汉代的核验较为简单，主要由郡国医官与里正联合进行，通过询问献方者、走访用药患者等方式核实；隋唐以后，核验流程逐步细化，形成了“基层初审+州府复审”的双重机制。
基层初审由乡级里正与村医负责，核心是核实“方源真实性”与“基础疗效”。规矩要求里正必须当面询问献方者“验方的来源（如家族传承、自身摸索、他人传授）”“使用过的次数”“治愈患者的具体情况”，并记录在册；村医则从药理角度进行初步判断，如药材配伍是否存在明显毒性冲突，用法是否合理。初审通过后，需由里正、村医及2名以上患者共同签字画押，方可提交州府。
州府复审由医学博士与州府医官负责，重点是“疗效验证”与“风险评估”。复审阶段会选取少数患者进行“小范围试用”，观察疗效与不良反应；同时，医官会参照前代医典，对比所献验方与已有方剂的异同，判断其创新性与实用性。对于毒性较强的药材（如附子、半夏），还会专门进行“毒性测试”（通常用动物进行试验），明确安全剂量与炮制要求。复审结束后，医学博士需出具“核验报告”，对验方的“真实性、有效性、安全性”做出明确评价，作为上报中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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