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律疏议·户婚律》中的土地所有权界定
第一节 制度内核——土地所有权保护的礼法条款与分级逻辑
一、核心律文深度释读：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边界与分级保护
《唐律疏议》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其《户婚律》专设“田宅”类条款，以三条核心律文构建了唐代土地所有权保护的基本框架，分别对应“非法耕种”“妄认盗卖”“公权侵占”三类核心侵权行为，形成了“私人占有使用权—国家所有权—公权约束”的三重产权结构。
（一）“盗耕人田”条：私人土地使用权的侵权界定与责任划分
《唐律疏议·户婚律》“盗耕人田”条规定：“诸盗耕人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苗子归官。”疏议曰：“‘盗耕人田’，谓不告田主，私佃莳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谓五亩笞四十，十亩笞五十，十五亩杖六十，二十亩杖七十，二十五亩杖八十，三十亩杖九十，三十五亩杖一百。‘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谓四十亩徒一年，五十亩徒一年半。‘荒田，减一等’，谓荒薄之地，盗耕者各减一等科罪。‘强者，各加一等’，谓以威力制伏而耕之，若盗耕一尺杖四十，一亩笞五十之类。‘苗子归官’，谓所收苗子，准盗耕之田，亩数多少，计赃归官。若田主自来收得，勿论。”
逐句解析可见，该条款的核心在于界定“私人对土地的耕种使用权不受非法侵犯”，其法律逻辑呈现三层细化：其一，侵权行为的认定以“不告田主、私佃莳”为核心要件，强调“未经许可的耕种”即构成侵权，无需以“占有为目的”，体现对土地使用权的严格保护；其二，量刑梯度以“亩数”为核心计量标准，从笞三十到徒一年半，形成清晰的量化处罚体系，且区分“熟地”与“荒田”，荒田减一等处罚，既考虑土地利用价值，又避免对荒地开发的过度限制；其三，“强者加一等”的规定，将“暴力耕种”作为加重情节，回应“以力服人”的侵权升级，而“苗子归官”的处置方式，既惩罚侵权者的非法收益，又避免田主因侵权行为额外获利，体现“罚当其罪”的司法原则。
从产权属性来看，该条款所保护的“人田”，既包括私人永业田，也涵盖口分田的耕种使用权。唐代均田制下，永业田“终身占有、世代传承”，口分田“丁男受田、老免归还”，但无论何种类型，私人对土地的耕种权均受法律保护，未经许可的盗耕行为一律追责，这意味着唐代法律已明确“使用权独立于所有权”的保护逻辑，即便口分田所有权归国家，私人的合法耕种权仍享有独立的法律保障。
（二）“妄认盗卖公私田”条：土地权属的确认规则与交易禁令
《唐律疏议·户婚律》“妄认盗卖公私田”条规定：“诸妄认公私田，若盗卖、贸卖者，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疏议曰：“‘妄认公私田’，谓于他人田内，妄认云是己田；若盗卖者，谓私窃卖之；贸卖者，谓私相贸易。‘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谓五亩笞六十，十亩笞七十，十五亩杖八十，二十亩杖九十，二十五亩杖一百。‘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谓三十亩徒一年，四十亩徒一年半，五十亩徒二年。”
该条款的核心价值在于确立“土地权属以登记为准”的基本原则，其法律逻辑聚焦于“权属确认”与“交易规制”两大维度：其一，“妄认公私田”的行为被单独追责，无论是否实际耕种或获利，只要虚构权属主张，即构成侵权，这意味着唐代已将“权属主张权”纳入法律保护范畴，禁止通过虚假声明侵占他人或国家土地权益；其二，“盗卖、贸卖”公私田的处罚与“妄认”同梯度，但性质更为严重——盗卖是“无权处分他人土地”，贸卖是“私相交易公有或他人土地”，二者均以“侵犯土地所有权”为核心，量刑上限达徒二年，高于“盗耕人田”的徒一年半，体现“所有权高于使用权”的立法优先级。
值得注意的是，条款明确区分“公田”与“私田”，二者在侵权处罚上适用同一量刑标准，这表明唐代法律将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置于平等的保护地位，公田不受私人侵犯，私田亦不受他人（包括公权力主体）非法处置。疏议进一步补充：“公田者，谓官田及屯田之类；私田者，谓百姓永业、口分田及宅田之类。”清晰界定了公田的范围（官田、屯田）与私田的类型（永业田、口分田、宅田），形成了“公私二元”的土地所有权结构。
同时，该条款隐含“合法交易需以权属清晰为前提”的规则——盗卖、贸卖之所以被追责，核心在于交易主体无合法所有权，这为唐代土地交易的“契约+登记”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合法的土地交易必须满足“权属清晰、自愿合意、官府备案”三大要件，否则即为无效交易，交易双方均需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规则既保障了土地交易秩序，又防范了权属纠纷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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