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均田制的有效运行，并非仅依赖《唐律疏议》的原则性界定，更得益于一套“登记有规范、交易有流程、管理有闭环”的实践体系。永业田与口分田的产权差异，在土地登记的标注规则、交易的程序要件、监管的执行机制中得到充分落地，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手实、户籍、契约等文书，为还原这一体系的运作细节提供了直接证据。本节将结合文献记载与出土文书，从登记制度、交易流程、监管机制三个层面，系统拆解两类土地在实践中的权利实现路径，揭示唐代土地治理“礼法合治”的实践逻辑。
一、土地登记制度：权属认定的“法定凭证”
唐代土地登记的核心目标是“明地界、定权属、核田额”，通过“手实申报—多级核验—籍册备案”的流程，实现对永业田、口分田的精准管理。登记制度的设计，既体现了“国家管控土地”的公法属性，又通过精细化的信息标注，为私权行使提供依据，形成“公权监督与私权保障”的双重导向。
（一）登记载体与信息标注：手实中的“权属密码”
唐代土地登记以“手实”为基础载体，“手实者，谓家口田宅之实也”（《通典·食货》），是民户向官府申报家庭人口、土地、财产的原始文书，也是土地权属认定的核心依据。手实的填写遵循“民户自报、如实陈述”的原则，但其内容并非随意书写，而是有严格的格式规范，其中对永业田、口分田的标注差异，直接决定了土地的权利属性。
从敦煌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九年手实”（S.3287号文书）来看，手实的结构分为“人口申报”与“土地申报”两部分，土地申报部分是核心，需详细载明每块土地的“地段名称、四至边界、亩数、土质等级、土地类型（永业/口分）、受田年月、是否典卖”等关键信息。其中，土地类型的标注是区分永业田与口分田的核心标识：永业田统一标注“永”字，口分田标注“口”字，部分文书还会在“永”或“口”前加“应受”“已受”“剩田”等字样，明确土地的受田状态。例如，该手实记载：“户主王万寿，年伍拾叁，白身。应受田一顷一亩，内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一亩。已受田：永业田贰拾亩，在孟授渠东，东接张二郎田，西至官道，南邻李三翁田，北抵河，上中地各拾亩；口分田柒拾亩，在常乐渠西，东接赵四郎田，西至渠，南邻杨五田，北接刘六田，上地贰拾亩，中地叁拾亩，下地贰拾亩；未受田壹拾壹亩。”
这一记载清晰呈现了唐代土地登记的精细化特征：其一，地段与四至标注精准化。每块土地均明确“所在渠系”（孟授渠、常乐渠），并以“邻人田、官道、河流、渠道”为界标，界定土地范围，避免“地界模糊”引发的纠纷。这种标注方式与现代不动产登记的“四至界限”制度一脉相承，体现了唐代土地管理的科学性。其二，土质等级区分明确。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永业田多分配上中地，口分田则根据受田标准分配不同等级土地，这与均田令“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百姓一顷”（《旧唐书·食货志》）的规定相呼应，同时也为赋税征收提供依据——唐代赋税“据地出税”，上地赋税高于中地、下地，永业田赋税低于口分田，土质等级的标注直接关联税负金额。其三，权利状态清晰可查。通过“应受田”与“已受田”的对比，明确民户是否足额受田，未受田部分需注明原因（如“狭乡无剩田”“年幼未受”）；若土地存在典卖，需在备注栏注明“典与某人”“卖与某人”及交易年月，避免“一田二卖”的风险。
吐鲁番出土的“唐大足元年户籍残卷”（73TAM509:8/1号文书）进一步印证了登记标注的规范性。该文书在户籍条目下附列土地信息，记载：“户主王孝仙，年叁拾，卫士。永业田伍亩，在柳中县界，东接田忠田，西至沙，南邻张通田，北抵渠，中地；口分田壹拾伍亩，在柳中县界，东接李钦田，西至渠，南邻高思田，北接王感田，下地。”与敦煌手实相比，户籍残卷中的土地信息更为简洁，但核心标注（永/口、四至、亩数）保持一致，且明确关联户主身份（卫士）——这体现了登记制度与“受田资格”的绑定，民户需凭户籍证明自身的编户齐民身份，才能获得受田权利，而土地登记信息又反向核验户籍的真实性，形成“户籍与土地登记互证”的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手实中对永业田“终身占有”与口分田“限期使用”的属性，通过“受田年月”的标注间接体现。口分田的受田年月需与民户的年龄对应，如男子18岁受田、60岁退田，手实中会注明“开元二十五年受口分田”，若户主年满60岁，县司将依据登记信息收回口分田；而永业田的受田年月仅作为“权利取得时间”的记录，无退田期限，体现其“终身性”。这种标注差异，使得官府能够通过手实快速识别两类土地的权利存续状态，为后续的管理与监管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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