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背景与案发经过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西州前庭县民户张达因病去世，其家中留有妻子王氏（时年42岁）、成年儿子张忠（时年20岁）、未成年女儿张娥（时年8岁）。张达生前按均田令受领永业田20亩、口分田60亩，均登记在其个人手实中，土地由一家三口共同耕种。
张达去世后，王氏与张忠未按规定向官府申报户籍注销与土地变更，而是继续耕种全部土地。为补贴家用，王氏与张忠商议后，将永业田中的5亩典押给邻人赵五，约定典押期限3年，典价绢3匹，到期后以原典价赎回，双方签订典押契约，但未报官备案。
半年后，里正在年度土地核查中发现张达去世未注销户籍，且口分田未按规定收回，遂整理核查记录上报前庭县司。县司立案后，王氏辩称：“丈夫去世，子女需赡养，口分田应保留供家用；永业田为家产，可由子女继承，典押行为合法。”
（二）审理焦点与证据采信
该案的审理焦点是“永业田与口分田的传承规则差异”及“典押行为的合法性”，证据采信围绕土地类型、继承人资格与契约效力展开：
1. 土地传承规则的法律依据：县司援引《唐律疏议·户婚律》疏议：“永业田，子孙听其承袭；口分田，身没则收回，更以给人。”明确两类土地的传承差异：永业田具有“家产属性”，承载家族财富延续功能，可由子孙合法继承；口分田具有“公权属性”，是国家按“计口授田”原则分配的土地资源，户主去世后需由官府收回重新分配，体现均田制的“均平”核心。
2. 继承人资格与土地分配：县司核查户籍手实与亲属关系证明（由乡里出具的《亲属状》），确认张忠已年满20岁，符合唐代西州当地“丁男”标准（18岁为中男，20岁为丁男），具备受田资格，可全额继承父亲的20亩永业田；张娥为未成年女性，暂不受田，无继承永业田的权利；王氏作为寡妇，若不再嫁，可与张忠共同生活，耕种其继承的永业田，享有收益权，但无独立所有权，体现“夫死从子”的礼制原则与赡养义务。
3. 典押行为的合法性认定：县司审查永业田典押契约，确认该5亩土地为永业田，且张忠作为合法继承人，有权进行典押（唐代永业田典押属于“有限流转”的延伸，未突破“不得私卖”的禁止性规定）。契约中明确注明典押期限、典价与赎回条件，无欺诈、胁迫等情形，虽未报官备案，但依据唐代民间私契规则“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官府，但在当事人之间有效”，认定典押行为合法有效。
（三）裁判依据与判决结果
县司依据《唐律疏议·户婚律》及《田令》相关规定，结合“礼法合一”的审理逻辑，作出判决：
1. 口分田的强制收回与处置：张达名下的60亩口分田，按“身没收回”规则，由县司全部收回，纳入“待分配口分田籍册”，用于分配给辖区内新符合受田资格的民户；王氏与张忠私自耕种期间（半年）的赋税，需按实际耕种亩数补缴，补缴款项从其典押所得绢帛中扣除，不足部分限期缴纳。同时，县司考虑到王氏一家的赡养需求，告知其可向乡里申请“贫弱救济”，由官府发放少量粮食补贴，体现“法理之外兼顾人情”的礼制导向。
2. 永业田的继承与典押确认：张达的20亩永业田由儿子张忠合法继承，县司为张忠办理手实变更登记，将该土地正式录入其名下，明确其所有权；确认张忠与赵五的典押契约有效，双方需按契约约定履行权利义务，典押期满后张忠可凭契约赎回土地，县司为该契约补充备案，强化其法律效力。
3. 违规耕种的惩戒与教育：王氏与张忠未及时申报户籍注销与土地变更，私自耕种口分田，违反“口分田身没收回”的法定规则，虽有赡养子女的合理诉求，但未遵循法定程序，需予以惩戒。判处王氏笞十、张忠笞十五（唐代对寡妇、孝子有量刑减免惯例，从轻执行），同时由里正负责向其宣讲均田制相关律条，确保其知晓土地传承与申报的法定流程。
该案通过司法裁判，清晰区分了永业田“家产传承”与口分田“公权回收”的核心差异，既维护了均田制的制度刚性，又兼顾了家族赡养的伦理诉求，是“礼法合一”在土地传承领域的具体体现。
四、唐元和五年“口分田典押无效案”：权利行使的边界划定
吐鲁番出土的“唐元和五年西州交河县口分田典押案卷”（83TAM194:22号文书），聚焦永业田与口分田的典押权限差异，通过司法裁判明确了“永业田可典押、口分田不得典押”的核心规则，进一步具象化了两类土地的权利边界，为实践中的权利行使提供了清晰指引。
（一）案件背景与案发经过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西州交河县民户李庆因家中遭遇特大旱灾，粮食颗粒无收，全家陷入断炊困境。为换取急需的粮食度日，李庆情急之下将自家受领的5亩口分田典押给同村村民郑明，双方签订典押契约，约定典押期限为2年，典价为粟3石，到期后李庆以原典价赎回土地。契约由双方签字画押，并邀请两名邻人作为见证人，但未向官府申请备案，也未办理任何权属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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