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多方参与的共治模式，既弥补了单一乡官对事务了解不全面的局限，又通过“文书证据+实地核查+证人证言”的三重验证，确保了纠纷处理的公平性。而《唐律疏议》对调解过程中违规行为的约束，如“里正偏袒一方导致裁决不公，杖七十”“乡佐隐瞒田界文书，徒一年”（《唐律疏议·职制律》卷九，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页），进一步保障了协同调解的公正性，减少了因纠纷处理不当引发的治理冲突。
（三）赋税征收与徭役征派：分工协作的执行闭环
赋税与徭役是唐代国家财政与国防的重要保障，其征收与征派涉及农户数量多、流程复杂，需乡官群体形成“核算—通知—催缴—执行”的分工协作闭环，确保政策落地。
在赋税征收中，协同流程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核算分摊”，里正根据户籍与土地核查数据，核算每户农户的租庸调额度，乡佐协助核对核算结果，重点核查丁男数量与授田面积的匹配度，确保额度准确无误，避免出现“富户少缴、贫户多缴”的不公现象；第二步是“通知传达”，里胥根据核算结果，逐户向农户发放缴纳凭证，明确征收种类、数量、时限与缴纳地点，邻长协助里胥通知老弱病残等特殊农户，确保通知全覆盖；第三步是“催缴督办”，缴纳期限临近时，里胥与邻长共同负责催缴，对欠缴农户进行上门劝导，了解欠缴原因（如自然灾害、家庭贫困等），并将情况详细记录反馈给里正；第四步是“汇总上报”，里正汇总本里缴纳情况，编制赋税缴纳帐，提交乡佐审核，乡佐核对无误后，连同乡级汇总报告一并上报县司，完成整个征收流程。
这一协同闭环中，各乡官的职责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里正的核算分摊是基础，乡佐的核对应对是保障，里胥与邻长的通知催缴是关键。敦煌文书P.2803《唐天宝元年某乡赋税缴纳帐》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协同过程：“里正李达核算本里租谷二百三十石，乡佐王宾核对无差；里胥张三、邻长李四催缴完成二百二十石，欠缴十石为农户王五因旱灾申请减免”，清晰展现了分工协作的执行逻辑。而《唐律疏议》对各环节的法律约束，如“里正核算不公，杖六十”“里胥催缴不力导致欠缴，笞四十”（《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四，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3页），则确保了协同执行的严肃性。
在徭役征派中，协同流程体现为“指标分配—名单确定—通知集合—组织执行”：县司下达徭役指标后，里正结合本里农户的年龄、身体状况、田产情况，制定征派名单，乡佐协助审核名单，确保“取舍公平”，避免出现“偏袒亲友、欺压贫弱”的现象；名单确定后，里胥逐户通知农户集合时间、地点与任务要求，邻长协助确认农户知晓并签字回执；集合当日，里胥负责清点人数，带队前往服役地点，里正与乡佐负责监督执行，确保农户按时抵达并开展劳作；服役期间，里胥负责农户的日常管理，及时处理生病、误工等突发情况，邻长协助维持秩序、协调邻里互助，形成“层层负责、协同推进”的执行格局。根据《唐律疏议·擅兴律》卷十六（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2页）“拣点卫士征人不平”条规定，若里正征派不公、乡佐未审核发现，里正杖七十、乡佐笞五十，这种追责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协同执行的公平性。
三、同级协同的运作保障：法律约束与实践惯例
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能够长期稳定运行，既得益于《唐律疏议》的法律刚性约束，也依赖于乡里伦理的柔性支撑与实践中形成的协作惯例。三者相互补充、相互强化，构建起“硬约束—软支撑—活惯例”的三维保障体系，确保协同模式的有效落地。
（一）法律约束：权责法定与追责机制
《唐律疏议》作为唐代的根本法典，通过“权责法定”与“追责明确”的双重设计，为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提供了刚性保障。一方面，法律明确界定了各乡官的职责边界，避免因分工模糊导致的协同失效；另一方面，法律对协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如推诿扯皮、徇私舞弊、履职懈怠等）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条款，形成“违法必追责”的震慑效应。
在权责法定方面，《唐律疏议》将乡佐、里胥、邻保长的职责纳入法律规范，使其成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二明确邻保长有“上报户籍变动”的义务，《职制律》卷九规定乡佐有“审核文书数据”的责任，《贼盗律》卷十八要求邻保长承担“治安救助”的职责，如前文户籍编制、土地核查等场景所示，这种法定职责的明确化，使乡官群体的协同成为法律要求的必然行为，而非单纯的道德自觉。
在追责机制方面，《唐律疏议》针对协同过程中的各类违规行为，制定了梯度化的处罚标准，涵盖笞、杖、徒等多种刑罚，且普遍实行“连坐制度”，强化了乡官群体的相互监督。例如，在户籍编制中，若里正虚报户籍数据，乡佐未审核发现，里正徒一年、乡佐笞四十；若里胥未实地核查导致信息失真，里胥笞五十、里正杖六十；若邻长未见证申报信息，邻长笞三十（《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二，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1页）。这种连坐制度使乡官群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倒逼各主体认真履行协同职责，主动监督他人的违规行为。吐鲁番文书73TAM177《唐永徽三年某乡追责文书》中，就记录了“里正王远虚报赋税数据，乡佐李通未审核发现，里正徒一年，乡佐笞四十”的案例，印证了追责机制的实际执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