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督问责方面，县司通过“定期核查、随机抽查、专项督查”三种方式，对乡里的政务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构建起“常态化+差异化”的监督体系。定期核查主要针对户籍编制、赋税征收、土地核查、徭役征派等常规政务，县司每年或每三年组织一次全面核查，成立专门的核查小组，对照乡里上报的帐簿文书，实地核实数据的真实性与执行的规范性。例如，在户籍核查中，核查小组会逐户核对人口信息，检查是否存在漏报、错报、虚报等情况；在赋税核查中，会核对农户缴纳赋税的凭证与县司入库记录，确保赋税足额征收、及时入库。随机抽查则是县司不定期抽取部分乡里，对日常政务执行情况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推诿扯皮、徇私舞弊、不作为乱作为等违规行为，抽查结果将作为乡官考核的重要依据。专项督查则针对特定政务或问题，如逃户追索、土地纠纷处理、灾害救灾等，县司成立专项督查小组，深入乡里开展针对性监督，跟踪问题解决进度，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例如，在逃户追索专项督查中，督查小组会协助乡里排查逃户线索，协调邻县开展协查，对追索不力的乡官进行约谈提醒。
对于监督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县司依据《唐律疏议》及相关法规，对相关乡官进行分级问责，处罚方式包括“笞、杖、徒、罢官、流放”等，处罚力度根据违规情节的严重程度而定，形成“轻微违规轻罚、严重违规重罚”的问责梯度。例如，里正未按时完成户籍编制，笞五十；若存在虚报户籍数据、包庇逃户、截留赋税等严重违规行为，徒一年至三年；乡佐未履行核验职责，导致违规行为发生，处罚减一等；乡正作为乡级负责人，若对乡里违规行为负有领导责任，将加重处罚。除了对个体乡官的问责，县司还会对整个乡里的治理成效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中等、低劣”三个等级，考核指标涵盖政务执行效率、民情反馈真实性、违规行为发生率、农户满意度等多个方面。优秀者给予表彰，如授予“优秀乡官”称号、减免部分徭役；中等者给予通报鼓励，要求继续改进；低劣者则对乡正、乡佐进行问责，并要求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予以罢官。《通典·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99页）记载：“县司每岁考核乡里治理，优者赏，劣者罚，以劝勉乡官尽职”，这种考核问责机制有效强化了县司对乡里的管控力，倒逼乡官群体依法履职。
与监督问责的刚性约束相对应，县司为乡里治理提供全方位的行政支撑，破解基层治理困境。在人力支持上，当乡里遇到重大政务或突发事件（如大规模徭役征派、自然灾害救灾、重大治安事件处置）时，县司会调配县吏、驿卒、乡兵等协助乡里开展工作。例如，吐鲁番文书64TAM40《唐咸亨二年某乡救灾文书》中，县司派遣“县吏三人、驿卒五人”协助乡里核查灾情、分发救灾物资；在大规模徭役征派时，县司会根据各乡人口数量、劳动力情况，合理分配徭役任务，避免部分乡里负担过重，同时派遣县吏协助乡里组织徭役人员，确保徭役征派有序进行。在物资支持上，县司会为乡里提供必要的文书用品、丈量工具、办公设备等，如《唐六典·尚书户部》（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102页）规定：“县司需为乡里配备帐簿、笔墨、丈量尺、印章等办公用品，每年定期更换”；对于贫困乡里，县司还会提供一定的经费补贴，用于修缮办公场所、购置必要物资，保障乡里政务正常开展。在政策支持上，当乡里遇到难以处理的复杂问题时，县司会出台具体的指导政策，或协调邻乡、县级相关部门协助解决。例如，跨乡的土地纠纷，县司会组织相关乡里的乡官共同协商，必要时由县司户曹直接裁决；对于乡里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如农户因疾病、灾害等原因无法按时缴纳赋税，县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减免政策，允许延期缴纳或减免部分赋税。
此外，县司还会为乡里提供治理能力培训支持，定期组织乡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政策法规、政务处理流程、矛盾纠纷化解技巧等，提升乡官的治理水平。例如，《唐六典·尚书吏部》（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128页）规定：“县司每岁组织乡官培训一次，由县丞、主簿授课，培训内容包括户籍管理、赋税征收、法律条文等”，通过培训让乡官熟悉政策要求，掌握工作方法，提高政务执行效率。同时，县司会建立“乡官帮扶”机制，安排经验丰富的县吏或优秀乡官对新任职的乡官进行帮扶指导，帮助其快速适应工作岗位，提升治理能力。这种“监督问责+行政支撑”的双重关系，既确保了乡里治理不偏离国家意志的轨道，又为乡里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使层级联动形成“管控有力度、支撑有温度”的良性互动，成为唐代基层治理体系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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