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协同不畅、难聚治理合力，是另一突出痛点，职能部门“各自为战”，大幅拉低治理效率。基层治理是系统活，牵涉民政、社保、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虽分工明确，不少部门却守着“一亩三分地”，没常态化协同机制，形成治理壁垒。比如农户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备案”，得跑多个部门审批：先去农业农村部门交申请等审核，再去市场监管部门办营业执照，最后去税务部门核税费、办登记，每个流程独立、材料重复，农户要跑四五趟、耗半个多月，不少人嫌麻烦放弃，影响农业经营规范化；乡村遇暴雨山洪，应急管理部门抢险转移群众，民政部门统计灾情发物资，卫健部门做医疗救助，水利部门疏河道固堤坝，各干各的，没提前对接信息、没现场统筹，常衔接脱节：应急部门转移群众后没同步信息给民政，导致物资备得不够、发得滞后；卫健部门不清楚受灾情况，没法快速调资源；水利抢修和应急抢险甚至起冲突，干扰救灾进度。更关键的是，部分县级部门制定政策只顾自身需求、盯着考核，不统筹兼顾，导致政策冲突、任务叠加，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比如农业农村部门按地块统计作物情况，自然资源部门同期按农户统计土地种植，内容重叠却口径、格式不一样，基层干部只能重复统计，白添负担；还有些政策脱离乡村实际，比如让偏远乡村短期建数字化农业示范基地，却不配套技术、设备和资金，基层迫于考核硬推，最后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成“面子工程”，没半点实际效益。另外，村级和县级部门联动弱，县级只在收数据、落任务、搞检查时对接村社，平时很少下基层听诉求、给支持，村级遇修道路、要产业扶持等难题，找县级得层层请示，流程繁琐，甚至“门难进、事难办”，治理力量拧不成一股绳，没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治理方式僵化、精准度不够，进一步加剧基层治理失衡，举措和群众需求越走越远。当前部分基层治理还停在“经验主义”“粗放式”阶段，没精准研判时代变化、群众需求，举措要么墨守成规，要么一刀切，难适配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实际。一方面，“凭经验办事”根深蒂固，不少基层干部沿用老模式，忽视城乡差异、群众需求升级，导致举措“水土不服”：乡村搞产业，部分干部见邻村种果蔬赚钱，就不管本村土壤贫瘠、缺水、交通差、没销路，硬组织农户跟风种，没调研市场、没技术指导，最后果蔬品质差、运输成本高，全滞销腐烂，农户血本无归，对干部的信任一落千丈；农村搞人居环境整治，部分干部只做表面功夫，清垃圾、刷墙面、摆绿植，却不管群众迫切需要的污水处理、厕所改造，整治后村容看着美，居住质量没改善，群众满意度低。另一方面，“一刀切”治理普遍，不管区域、群体、业态差异，全推统一标准，结果适得其反：农业指导上，部分县级部门不考虑南北方气候、土壤、水资源不同，全国推同一种作物，北方干旱区硬种水稻，南方多雨区盲种小麦，都因不适宜减产，坑了农户；城乡治理上，部分地区把城市网格模式照搬去农村，无视农村地域广、居民散、乡情复杂、资源有限的特点，网格划得不合理、网格员不够，举措落不了地，没提升效能反而添了负担；智能政务推广上，部分地区追“数字化”考核，取消线下窗口、全推线上，不管老年人不会用智能设备、偏远地区网络卡顿，导致这部分群众办事无门，智能政务成了“梗阻”。更关键的是，群众需求调研走形式，多是“坐办公室填问卷、打电话问情况”，下基层也走马观花，很少进田头、入农户家听真实诉求、知实际困难，举措偏离需求“靶心”：比如群众盼着修灌溉水渠，基层却把精力、资金投去建文化墙；群众需要农技上门指导，基层却反复开脱离实际的政策宣讲会，治理和需求脱节，难获群众认可。
治理保障薄弱、基层负担过重，让基层干部陷入“有心干事、无力担当”的困境，拖累治理实效。一方面，软硬件保障不足，撑不起高效治理：硬件上，偏远乡村基建滞后，通信覆盖差，不少村组4G不全、室内没信号、5G空白，线上办事系统落不了地，智能治理成空谈；村级便民服务点设施简陋，缺电脑、打印机，部分没固定办事人员，只能代收转信息，没法实现“就近办、马上办”；农村公共服务缺得厉害，养老服务跟不上，独居留守老人的照料、护理需求没人管，文化体育设施匮乏，群众精神生活空泛。软件上，人才队伍跟不上，除了村干部老龄化、专业化不足，农村年轻人才“引不来、留不住”，即便有人返乡，也因待遇低、没发展空间离开，治理队伍缺新鲜血液，应对数字化治理等新任务没能力；老年、特殊群体服务机制不全，老年人缺帮办代办、智能设备指导，没法享受智能政务便利，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的个性化需求没人对接；数字化平台零散，各部门线上系统独立、数据不兼容，没统一共享平台，基层干部办业务得反复登多个系统填数据，添负担、降效率。另一方面，干部权责保障和负担失衡，干事积极性受挫：工作任务繁重，乡镇干部要对接县级几十个部门，每天被报表、台账、考核、调研、会议占满，不少报表重复混乱，得熬夜核对；村干部身兼数职，既要管村务、落实任务，又要顾自家生计，常分身乏术，只能牺牲个人时间；考核机制不合理，重“痕迹管理”，以报表、材料、迎检情况论优劣，忽视实际成效和群众评价，逼着干部花精力“造痕迹”，陷入“重形式、轻实干”的误区；待遇保障不足，基层干部薪酬偏低，村级干部只有少量补贴、没固定收入，难维持生计；晋升渠道窄，乡镇干部上升空间有限，村级干部几乎没晋升机会，干事没动力；更让干部顾虑的是，权责边界模糊、问责过严，遇事“层层甩锅、层层问责”，干部成最后追责对象，即便认真履职也容易被问责，“干得多错得多”的顾虑，让不少干部不敢担当、不愿作为，工作敷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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