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乡约的约束并非依靠刑罚，而是遵循“先劝后罚、以理服人”的原则，体现了柔性治理的特点。乡约规定：“若发现同约之人有过失，先由约正、副约正私下登门劝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其改正；若不听劝诫，再在每月的约集上公开指出其过失，让乡邻共同劝诫；若屡教不改，将其姓名记录于‘恶簿’，暂停其享受互助的资格；情节严重者，如偷盗、斗殴伤人等，将其逐出乡约，不再承认其为同约之人，并上报州县官府，依法处置。”这种“阶梯式约束”既体现了儒家“仁政”思想，又兼顾了约束的有效性，避免了激化矛盾。
蓝田县档案馆藏的宋代《乡约执行日志》残片记载了这样一则完整的案例：熙宁十年（1077年）三月，村民王某“宴集无节，连续三日聚众饮酒，延误春耕”，约正吕仲仁得知后，第一时间登门劝诫，向其说明“勤耕为业之本，宴集无节不仅荒废田地，还会败坏风俗”，王某不以为然，认为“饮酒是个人私事，与他人无关”；四月，乡约组织召开月度约集，约正吕仲仁在众人面前公开指出王某的过失，列举了“延误春耕可能导致粮食减产，影响家庭生计与乡邻互助”的危害，乡邻们也纷纷劝说王某改正，王某仍未醒悟；五月，乡约组织召开会议，经全体同约之人商议，决定将王某记入“恶簿”，并暂停其享受互助的资格，包括共享农具、借用粮食等；六月，王某因家中农具损坏，无法及时耕种，向乡约组织求助，却因被暂停互助资格而遭到拒绝，同时，他看到乡邻们相互帮助、粮食长势良好，而自己的田地却一片荒芜，终于幡然醒悟。王某主动向约正吕仲仁认错，承诺后续专心农耕，不再宴集无节，并写下保证书，乡约组织经核查后，最终恢复了其互助资格。王某此后勤耕不辍，当年秋收获得了丰收，还主动将自己的耕作技艺传授给乡邻，成为乡约约束有效的典范。这种柔性约束的方式，既达到了规范行为的目的，又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比单纯的惩罚更具说服力。
“礼俗相交”条款聚焦于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规则，从“婚丧嫁娶”到“日常拜访”，从“贺庆吊唁”到“邻里互助”，都制定了具体且贴合民间实际的规范，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交礼仪体系。乡约认为，“礼俗是维系邻里关系的纽带，无礼则无亲，无俗则无序”，通过规范社交礼仪，可以促进邻里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减少矛盾纠纷。乡约对各类社交场景的礼仪都做了详细规定：
在“贺庆之礼”方面，规定“贺寿、贺喜（结婚、生子、中举等），同约之人需前往祝贺，随力致礼，不得过奢，以免增加他人负担；若家境贫寒，可赠手工器物、农作物等，心意到即可，不得因礼物微薄而自卑，也不得因他人礼物微薄而轻视”；在“吊丧之礼”方面，规定“邻里有丧事，同约之人需第一时间前往吊唁，助其料理后事，如搭建灵堂、购置丧葬用品、接待宾客等，不得宴乐喧哗，不得在丧事期间谈论喜庆之事；若死者为孤弱无依者，同约之人需共同出资、出力，为其举办葬礼，保障其入土为安”；在“日常拜访”方面，规定“拜访他人需提前告知，不得擅自登门，以免打扰他人；拜访时衣着整洁，言行有礼，见面需行礼问候，不得随意翻动他人器物，不得谈论他人隐私；拜访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他人劳作或休息”；在“邻里互助”方面，规定“邻里之间需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不得因小事争吵；若遇农事繁忙、家人患病等情况，需主动上门相助，不得推诿拒绝”。
这些规定既符合儒家礼义，又充分考虑了乡村居民的经济水平，避免了形式主义与贵族化倾向。《乡约执行日志》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村民李某为儿子举办婚礼时，原本计划设宴二十桌，耗资百贯，准备邀请周边村镇的亲友参加，以彰显自家的实力。约正吕仲仁得知后，立即前往李某家中劝诫，依据“贺庆之礼不得过奢”的规定，向其说明“婚丧之礼，重在情义，而非排场，若过于铺张，不仅自身受累，还可能引发邻里攀比，败坏风俗；不如缩减宴席规模，将节省的钱财用于资助贫困学子或帮助孤老，既符合乡约精神，又能获得乡邻的赞誉”。李某听后恍然大悟，认为约正所言极是，最终将宴席规模缩减为八桌，仅邀请同约之人与至亲参加，节省了七十余贯钱财。李某用节省下来的钱财，资助了本村两名贫困学子读书，为三位孤老购置了粮食与衣物，此举得到了乡邻的广泛赞誉，成为乡约规范礼俗的典范。此后，蓝田乡村的婚丧嫁娶等活动都自觉遵循乡约规定，不再追求排场，形成了勤俭节约、重情重义的良好风俗。
“患难相恤”是乡约的保障核心，明确了七种需要互助的情形：“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并针对每种情形制定了具体的互助方式，构建了民间自发的社会保障体系。乡约认为，“邻里本是同气连枝，患难之时当相互扶持，若见死不救、见难不帮，则与禽兽无异”，这种互助精神是凝聚乡村共同体的核心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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