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水火之灾”，乡约规定“若遇火灾、水灾，同约之人需第一时间前往救助，抢救人员与财物，不得观望退缩；灾后，有余力者需出借粮食、衣物、房屋等，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乡约组织需协调公田、农具等资源，为灾民提供生产条件，帮助其尽快恢复生产”；针对“盗贼之患”，规定“若遇盗贼入室抢劫、偷盗财物，同约之人需相互呼应，合力追捕，不得袖手旁观；若财物被盗，乡约组织需协助受害者报案，并发动乡邻寻找线索，帮助其追回财物；若受害者因被盗而陷入贫困，同约之人需予以资助”；针对“疾病之困”，规定“若有人生重病，邻里需轮流照料，为其端茶送水、煎药喂饭；若家境贫寒无力医治，乡约组织需牵头筹集钱财，延请医者；若病情严重，需送往州县医院治疗，乡约组织需协调人力、物力，提供帮助”；针对“死丧之难”，规定“若家中有人去世，邻里需协助料理后事，如挖掘坟墓、制作棺木、举办葬礼等；若死者为孤老、孤儿，乡约组织需承担全部丧葬费用，确保其入土为安”；针对“孤弱之助”，规定“孤儿需由亲属照料，若无亲属，同约之人需共同抚养，供其读书、学技，直至成人；寡妻、孤老无依者，由乡约组织协调土地、粮食，保障其基本生活；若孤弱之人遭受欺凌，乡约组织需出面维护其权益”；针对“诬枉之冤”，规定“若同约之人被人诬告陷害，乡约组织需收集证据，为其辩白，协助其向官府申诉，洗清冤屈；在申诉期间，需为其提供生活资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针对“贫乏之困”，规定“若因自然灾害、疾病、丧葬等原因导致家境贫寒，无以为生，同约之人需予以资助，提供粮食、衣物、钱财等；乡约组织需协调就业机会，如安排其耕种公田、从事手工业等，帮助其摆脱贫困”。
这种民间自发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家的救济制度形成了互补，有效缓解了乡村的贫困与危机。北宋时期，国家的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常平仓”“义仓”“居养院”等，但其覆盖范围有限，主要集中在城市与交通便利的地区，且救济标准较低，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吕氏乡约》的“患难相恤”条款，将救济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同约之人，形成了“邻里互助、乡约统筹”的救济模式，弥补了国家救济的不足。北宋元佑元年（1086年），蓝田地区遭遇大旱，数十户农户颗粒无收，生活陷入困境。乡约组织立即启动互助机制：首先，由家境富裕的乡绅出借粮食三百石，分发给受灾农户，保障其基本生活；其次，协调公田二十亩，组织受灾农户开垦耕种，种植荞麦、绿豆等耐旱作物；再次，安排村里的工匠教授受灾农户编织、制陶等技艺，让其通过手工业生产补贴家用；最后，乡约组织还与周边城镇的商户建立合作关系，将受灾农户生产的手工业品销往城镇，增加其收入。在乡约的统筹下，受灾农户不仅没有流离失所，还通过互助合作摆脱了困境，当年冬季便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一事件被详细记录于《蓝田县志》中，成为乡约“患难相恤”的经典案例。
从文献互证的角度来看，《吕氏乡约》与《宋刑统》形成了鲜明且互补的治理关系，共同构建了“国法为纲、乡约为目”的基层治理格局。《宋刑统》作为北宋的国家法典，共三十卷，二百一十三门，五千零二十六条，主要聚焦于打击盗窃、杀人、谋反、贪污等严重犯罪，维护国家政权与社会稳定，其处罚方式以刑罚为主，包括笞、杖、徒、流、死五刑。《宋刑统》的制定主要基于国家治理的宏观需求，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法”，具有强制性、统一性、普遍性的特点，但对于乡村生活中的“细故”，如邻里纠纷、道德失范、礼俗不当等，《宋刑统》的规定相对模糊，仅原则性地要求“先经州县调解，不服者再行诉讼”，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
而《吕氏乡约》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将治理触角延伸到乡村日常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国法管大事、乡约管小事”的分工模式。《吕氏乡约》主要规范的是乡村社会的日常行为与人际关系，其约束方式以道德劝诫、舆论监督、互助资格限制为主，具有灵活性、针对性、民间性的特点，能够有效化解那些“不触犯国法，但影响乡村秩序”的细微矛盾。例如，《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但对于“越界耕种”“无意侵占他人田界”等轻微侵权行为，并未明确处罚标准，而这类行为在乡村生活中极为常见，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激烈冲突。
《吕氏乡约》“过失相规”中专门规定“田界分明，不得侵越；若因耕作无意侵占，需立即退还，并赔偿损失（如侵占土地的收成）；若故意侵越，经劝诫不改者，记入恶簿，暂停互助资格”。浙江宁波天一阁藏宋代《乡约调解案卷》记载了一则典型案例：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蓝田县村民赵某在耕种时，因田垄模糊，不慎侵占了邻居孙某的半亩土地，孙某发现后十分气愤，认为赵某是故意为之，欲诉诸县衙。约正吕仲仁得知后，立即介入调解，带领两人实地丈量土地，查阅了乡里的土地契约，确认赵某系无意侵占。依据乡约规定，吕仲仁主持双方调解，赵某当场向孙某道歉，并承诺秋收后将侵占土地的收成全部归还孙某；孙某接受了道歉，放弃了诉讼。整个调解过程仅用了三天时间，未动用国家司法资源，便成功化解了纠纷，体现了乡约调解的高效性与灵活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