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种“互助防御、协作发展”的智慧，在北方基层治理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内蒙古通辽市的嘎查（村），借鉴宋代乡约的联防制度，推行“邻里互助组”模式，将10户人家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名组长，负责治安巡逻、防火防盗、应急救援。每年冬季，草原天干物燥，防火压力大，互助组便轮流巡逻，一旦发现火情，立即组织组员扑救；遇到暴雪等自然灾害，互助组相互帮助清理积雪、转移牲畜。在农业生产上，通辽市的村民成立“农机合作社”，借鉴宋代“耕畜互借”的理念，村民共同出资购买大型农机设备，统一调度使用，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耕作效率。从宋代的“寨堡联防”到当代的“邻里互助组”，从“耕畜互借”到“农机合作社”，乡约中的互助理念，在北方的土地上不断传承与创新。
（二）南方地区：宗族与商业交织中的治理智慧
南方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宗族势力强大，商业活动频繁，乡约在这里呈现出“宗族协同、商业规范”的鲜明特点。福建泉州的《晋江乡约》，是“族规乡约一体化”的典范。晋江地区宗族林立，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家训族规，但缺乏统一的地域治理规则，时常因土地、水源等问题发生宗族械斗。《晋江乡约》的制定，正是为了整合宗族力量，形成地域治理合力。乡约规定：“同约之人，以宗族为单位加入乡约，宗族领袖兼任约正或副约正；乡约聚会在宗族祠堂举行，奖惩与宗族祭祀挂钩，善行者在祭祀中受表彰，恶行者被剥夺祭祀资格；宗族内部纠纷先由乡约调解，不得擅自械斗。”
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宗族的血缘纽带，降低了乡约的推行成本。南宋绍兴年间，晋江陈氏宗族与林氏宗族因一块宅基地产生纠纷，双方族人手持棍棒对峙，眼看就要爆发械斗。乡约约正陈德明与副约正林文轩立即赶到现场，按照乡约规定，将双方族长请到祠堂调解。约正引用乡约“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宗旨，动情地说：“陈氏与林氏世代为邻，婚丧嫁娶相互协助，如今怎能因一块宅基地结仇？乡约云‘邻里和睦，家业兴旺’，若械斗发生，两败俱伤，得不偿失。”随后，约正组织双方族人共同商议，最终达成协议：宅基地归两族共同所有，改建为宗族祠堂的附属广场，供两族子弟读书、议事使用。这场纠纷的和平解决，让乡约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晋江地区的宗族纷纷加入乡约，形成“宗族抱团、地域共治”的治理格局。
对于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乡约则增加了“诚信经营”的条款，规范市场秩序。苏州的《吴县乡约》针对江南市镇商业繁荣、商人云集的特点，专门设立“商业篇”，规定“同约商人不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买卖交易需明码标价，不得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商人之间如有纠纷，先由乡约组织调解，不得擅自争斗或告官”。南宋时期，苏州阊门的商人张某，在售卖丝绸时以次充好，被消费者举报到乡约组织。约正立即召集乡绅、商人代表对张某进行约谈，张某起初拒不承认，约正便拿出乡约条文，告知其“若拒不整改，将被逐出乡约，三年内不得参与苏州集市贸易”。张某深知“乡约声誉”对生意的重要性，立即向消费者道歉，退还货款，并承诺今后诚信经营。此后，张某严格遵守乡约，生意越做越大，还被乡约组织评为“诚信商人”，成为其他商人的榜样。这种“民间约束”的商业规范，与官方的“市易法”相互补充，共同维护了江南地区的商业秩序，让江南市镇成为宋代最繁荣的商业区域。
当代江南的基层治理，依然延续着这种智慧。浙江义乌作为“小商品之都”，借鉴宋代乡约的商业规范，推行“商户诚信积分制”，将诚信经营、志愿服务、公益捐赠等行为量化为积分，积分高的商户可享受贷款优惠、摊位优先租赁、政府采购优先合作等福利；积分低的商户则被列入“失信名单”，进行约谈整改，整改不合格者将被逐出市场。为了强化监督，义乌还成立“乡约诚信监督委员会”，由消费者代表、行业协会、退休干部组成，定期对商户进行检查评分。在这种制度激励下，义乌商户的诚信意识显着提高，“义乌小商品，诚信天下行”的口碑传遍全国。福建莆田的乡村，则建立“宗族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制度，宗族理事会传承家风家训，调解宗族内部纠纷；村民议事会商议村务、制定村规民约，二者相互配合，既发挥了宗族的血缘纽带作用，又保障了村务的公开公正，化解了不少长期积累的矛盾。
（三）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中的文化融合
宋代西南、岭南地区，汉族与苗族、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杂居，民族文化差异较大，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乡约在这里的传播，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形成了“汉族理念+少数民族特色”的治理模式，成为“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的纽带。贵州的《播州乡约》，由播州土司杨粲主导制定，是南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约的典型代表。杨粲深知，播州作为汉族与苗族、彝族杂居之地，治理的关键在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因此，《播州乡约》既借鉴了《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核心宗旨，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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