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村公共工程修建为例，明代乡村修建水利设施、桥梁道路时，往往通过“三约联动”整合资源：里长负责统计受益户数、摊派劳力与钱粮，根据田产多寡确定各户出工出粮比例；保长负责维护施工安全、防止材料被盗，组织壮丁轮流看守工地；乡约则通过教化动员乡民参与，对推诿扯皮者进行道德谴责，同时协调乡绅出资补充经费缺口，对捐资多者在“彰善亭”公示表彰。
以广东佛山的桑园围水利工程为例，该工程始建于宋代，明代中后期因年久失修频繁决堤，当地通过“三约联动”完成大规模修缮：里甲根据田产多寡确定各户出工比例，将10里之地分为10段，每里负责一段的施工；保甲组织夜间巡逻守护工地材料，防止盗贼偷窃，并抽调壮丁组成应急队处理溃堤险情；乡约则召集乡绅、宗族族长商议捐资方案，共募集白银三千余两，弥补了官府拨款的不足，并对捐资者刻碑纪念。最终，工程仅用三个月便完工，耗费不足官府预算的一半，且后续由里甲、保甲、乡约共同负责维护，桑园围此后数十年未发生重大决堤。正如当地《桑园围志》所言：“里甲定其役，保甲护其工，乡约鼓其劲，三者合一，事无不成。”
三、“三约联动”的地域差异：因地制宜的治理调适
明代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治理需求差异显着，“三约联动”模式在实践中并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据地域特点进行了灵活调适，形成了“北方侧重防御联动、南方侧重赋役与教化联动、沿海侧重海防联动、西南侧重土司协同联动”的差异化特征。
（一）北方地区：以保甲为核心的防御型联动
北方地区（尤其是宣府、大同、蓟州等边关地区）常年面临蒙古骑兵南下、流民寇乱等威胁，“三约联动”以保甲为核心，里甲与乡约均服务于治安防御。
里甲在统计户籍时，重点标注“壮丁数量”“兵器储备”“耕牛田亩”，以便保甲快速组建民兵、调配物资；乡约的教化内容则突出“忠君爱国、守望相助、奋勇御敌”，通过宣讲“岳飞抗金”“杨家将守边”“戚继光练兵”等故事激发乡民的防御意识，甚至将“保甲巡逻不力者”纳入“恶簿”进行惩戒。隆庆年间，宣府某地实行“保甲巡逻+乡约劝诫+里甲补给”的联动模式：保甲将壮丁分为五班，每班50人，昼夜轮流巡逻边境，发现敌情即刻鸣锣示警；乡约对逃避巡逻者进行道德谴责并记录在案，情节严重者由里长扣除其粮食补贴；里长则根据保甲上报的巡逻情况，统一调配粮草、兵器，对积极参与者减免部分徭役。
这种联动模式使得边境乡村的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明实录·穆宗实录》记载，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骑兵南下侵扰宣府，当地乡村通过保甲的烽燧预警快速集结数千壮丁，乡约动员乡民坚壁清野，里长调配粮草支援，最终成功击退敌军，保全了数十个村庄。
（二）南方地区：以里甲与乡约为核心的治理型联动
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宗族势力强大，社会矛盾多集中于赋役不均、宗族纠纷、土地兼并等方面，“三约联动”以里甲的赋役管理与乡约的道德教化为核心，保甲则承担辅助作用。
里甲与乡约联合制定“均赋役条约”，根据乡约记录的乡民道德表现（如是否孝悌、是否捐助公益）与实际家境（如田产多寡、人丁数量），调整徭役轻重——对“孝悌勤俭、乐善好施”者减免10%-20%的徭役，对“游手好闲、拖欠赋税”者加重徭役并纳入保甲重点监管；乡约则通过宗族祠堂宣讲“均贫富、安本分”的理念，引导富户如实申报田产，避免隐匿土地逃避赋税；保甲则主要负责维护集市治安、调解宗族斗殴、协助里长催收赋税。
从《苏州府志》记载的案例来看，万历年间苏州府通过这种联动模式，成功解决了“富户隐匿田产、贫民负担过重”的赋役不均问题：乡约通过民间舆论压力与宗族约束，促使富户如实申报隐匿的田产共计三万余亩；里长根据新的田产数据重新编排徭役，贫民的徭役负担减轻了三成；保甲则监督富户缴纳赋税，防止其抗税或转移财产。
（三）沿海地区：以保甲与乡约为核心的海防型联动
东南沿海地区（福建、浙江、广东）深受倭寇侵扰之害，“三约联动”以保甲的海防预警与乡约的民心凝聚为核心，里甲则负责后勤补给与户籍核查。
保甲组织建立“烽燧预警体系”，每村设望哨台，每保设烽火台，发现倭寇立即举烟，邻村保甲闻声驰援——福建漳州府甚至将保甲壮丁分为“了望队”“作战队”“运输队”，分工明确；乡约则通过教化强化乡民的抗倭决心，规定“通倭者族诛、助倭者乡弃”，将抗倭纳入乡规民约，同时组织乡绅捐赠钱粮、兵器支援抗倭；里甲则根据保甲与乡约的需求，调配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统计阵亡者家属信息并申请官府抚恤，还负责甄别奸细（通过核对户籍、盘问口音）。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