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质量顾问叫松本健一，五十二岁，个子不高，头发花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白衬衫，蓝领带，皮鞋擦得锃亮。下飞机时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另一只手拿着个银色小箱子——后来知道里面是各种检测工具。
周启明没有来，只派了秘书小林陪同。松本会简单的中文，但专业术语用日语。郑总监的日语能应付日常交流，就由他当翻译。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松本微微鞠躬，动作标准得像教科书。
“欢迎松本先生，一路辛苦。”林卫东上前握手，发现松本的手很干燥，很有力。
从机场到服装厂的路上，松本几乎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的街景。1989年1月的滨城，街道两旁是光秃秃的树，灰扑扑的建筑，行人穿着臃肿的棉衣，骑自行车的人呵出白气。他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在想什么。
车到服装厂，松本下车，没有立刻进去，而是站在厂门口，抬头看了看厂牌——“卫东服装厂”，又看了看厂房，然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了几笔。
“松本先生，请进。”林卫东说。
松本点点头，但没动，从银色小箱子里拿出一个仪器——后来知道是测距仪，对着厂房外墙量了量，又记了一笔。这才走进厂区。
他没有先去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车间。在车间门口，他停下，从箱子里拿出白大褂、白帽子、白手套，穿戴整齐，又拿出鞋套套在皮鞋外。然后看向林卫东等人。
“进车间，要穿这个。”他说，中文生硬但清晰。
林卫东赶紧让林秘书去拿准备好的白大褂。等所有人都穿戴好，松本才推开车间门。
车间里正在生产丝绸衬衫。工人们看到进来一群“白大褂”，都停下手里的活，好奇地看着。松本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走到第一台缝纫机前。
操作缝纫机的是个年轻女工，叫小芳，十八岁，刚来三个月。看到松本过来，她有些紧张，手停在半空。
松本用日语说了一句话，郑总监翻译：“请继续工作，像平时一样。”
小芳看看林卫东，林卫东点点头。她开始继续缝袖子，但手有点抖，线缝歪了。
松本没说话，从箱子里拿出放大镜，俯身看小芳的操作。看了大约一分钟，他从箱子里又拿出一个卡尺，量了量针脚间距，又量了量压脚到针板的距离，再量了量线张力。每量一个数据，就在本子上记一笔。
然后，他走到下一台缝纫机。操作这台机器的是个中年女工，手艺不错，很稳。松本同样观察、测量、记录。就这样，他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地看，一个工人一个工人地观察，不说话，不评价，只是记录。
整个车间，三十多台机器，他看了一个半小时。工人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的麻木，到最后的习惯，该干嘛干嘛。松本像透明的影子，在车间里飘来飘去，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偶尔测量仪器的嘀嗒声。
看完机器，他走到裁床前。吴国栋正在裁一批丝绸，动作很小心。松本看了五分钟，然后用卡尺量了量裁刀的倾斜角度，量了量裁床的平整度，量了量面料的张力。又记了几页。
然后，他走到质检台。王秀英和周玉梅正在检查一批刚做好的衬衫，用放大镜看，用尺子量。松本站在她们身后，看她们怎么检查，看她们用什么工具，看她们记录什么。看了一会儿，他拿出自己的放大镜——比王秀英用的大三倍，倍数更高——对着一件衬衫的领口看了很久，然后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
最后，他走到成品区。那里挂着二十几件做好的丝绸衬衫，是准备发货的。松本一件一件地看，用放大镜看领子、袖子、扣眼、绣花，用尺子量肩宽、胸围、衣长，用手摸面料的顺滑度、挺括度，甚至把衣服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林卫东后来知道，是在闻有没有残留的化学试剂味道。
看完所有成品，松本收起工具，摘下白手套，对林卫东说：“请到会议室。”
会议室里，松本坐在主位，林卫东、陈师傅、郑总监、吴国栋、杨秀娟、赵小军坐在两侧。林秘书准备了茶，松本没喝，从公文包里拿出厚厚一沓纸——是他刚才记的笔记，还有提前准备的检查表。
“林经理，陈师傅，郑总监，”松本开口，这次用的是日语，由郑总监翻译，“我看完了。现在，说问题。”
他翻开笔记，一页一页地说。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很清晰。
“第一，车间环境。温度20度，湿度45%。丝绸最佳工作环境，温度18-22度，湿度50-60%。湿度不够，丝绸会发脆，易断。建议加湿。”
“第二，设备。缝纫机压脚压力，平均3.5牛，太高。丝绸需要1.5-2牛。送布牙齿距0.8毫米，太粗。丝绸需要0.5毫米。针板孔直径1.2毫米，太大。丝绸需要0.9毫米。这些，都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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