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长沙那片仍在暗夜里冒烟的焦土，贾玉振、苏婉清牵着小希望，继续向西跋涉。
每个人的脚步，都比身体更沉重。
那场大火烧毁的不只是房屋，更是一种对“后方”最后的幻想。
他们混在更加庞大、也更加绝望的南逃洪流中，衣衫褴褛，面色枯槁，唯有眼神深处，还残留着一簇被血与火反复淬炼过的、不肯熄灭的微光。
路途愈发非人。日军的侦察机如同嗅到血腥的秃鹫，时常毫无征兆地俯冲而下，机枪扫射将仓皇的队伍撕开一道道血口。
饥饿、疾病、疲惫是比子弹更无情的杀手。
路边倒毙的尸体无人掩埋，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渐渐腐烂，乌鸦成群盘旋。
小希望被贾玉振紧紧抱在怀里，用破布蒙着眼睛，但空气中死亡的气息和周围的惨状，依旧无可避免地侵蚀着孩子幼小的心灵。
苏婉清不再哭泣，她只是用那双因长期使用炭笔而染黑的手指，更加用力地、近乎偏执地在素描本上记录着，仿佛这是对抗虚无与遗忘的唯一方式。
支撑他们的，是怀中那几页被体温焐热的、染着血渍与烟痕的诗稿，以及地图上那个越来越近的名字——重庆。
当那座依山而建、在冬末春初特有的浓白雾气中若隐若现的巨大城市轮廓，终于如同海市蜃楼般出现在视野尽头时，贾玉振竟感到一阵虚脱般的茫然。
到了？这座被无数人视为最后堡垒的“战时陪都”，真的能成为漂泊的终点、希望的彼岸吗？
通过城外重重关卡近乎严苛的盘查——搜身、讯问、查看少得可怜的“身份证明”（周慕云托秦墨川转交的、已模糊不清的介绍信），他们终于踉跄着踏入了市区。
与武汉那种浮华而焦虑的“孤岛”气息截然不同，重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更加原始、粗粝、混乱却又异常坚韧的生命力。
陡峭的坡坎、蜿蜒的石阶两旁，是密密麻麻、依山就势用竹木捆绑搭建的吊脚楼，层层叠叠，摇摇欲坠又顽强屹立。
巨大的防空洞入口如同蛰伏山体的巨兽之口，随处可见提着简单行李、面色疲惫却麻木地等待解除警报的市民。
空气中弥漫着嘉陵江的湿气、煤烟、廉价烟草、汗臭，还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属于底层生存的喧嚣与躁动。
他们按照周慕云信中提及的备用联络方式，在七星岗附近一个名叫“临江阁”的简陋大杂院暂时安顿下来。
这里挤满了天南海北逃难而来的文化人、失学青年、小职员和他们的家眷，房间狭窄阴暗，楼道里永远飘着煤球炉子的烟气和孩子哭闹声，
但至少，有了一个可以暂时遮风挡雨、不必时刻警惕追兵与炸弹的屋顶。房租是预付的——用的是周慕云辗转托人捎来的最后一点钱。
稍得喘息，贾玉振便开始尝试重新连接那几乎断裂的文化血脉。
他首先设法找到了已先期抵达重庆、在一所临时中学勉力维持的陶行之先生。
陶先生清瘦了许多，但眼神依旧清亮。
在堆满作业本和救济物资清单的陋室里，他紧紧握住贾玉振的手，声音哽咽：
“玉振！苍天有眼，你们到底还是闯过来了！这一路……不敢细想啊！”
他打量着贾玉振明显凹陷的脸颊和过早染霜的鬓角，又看看安静跟在苏婉清身边、眼神里带着超越年龄的惊惶与早熟的小希望，长长叹息，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重庆虽非净土，但八方英萃汇聚于此，正是需要你这样的真声音、真血性的时候！
你的《问河》，还有关于长沙的诗……已有同道私下传抄，都说字字泣血，是真文章！”
在陶先生的引荐下，贾玉振开始小心翼翼地涉足重庆纷繁复杂的文化圈。
他参加了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茶话会、座谈会，见到了许多如雷贯耳的人物：激昂挥斥的郭沫若，敦厚务实的老舍，还有更多或热情或矜持、或真诚或世故的面孔。
他沉默地听着，观察着，感受着这个庞大文化阵营内部涌动的不同思潮与暗流。
在一次关于“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小型讨论会后，一个身材不高、穿着半旧灰布长衫、目光锐利如鹰隼的中年男人，主动走到了独自坐在角落的贾玉振面前。
“贾玉振先生？”他伸出手，握手有力，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金属般的质感，“我是胡风。”
胡风！《七月》杂志的主编，以犀利深刻的文艺评论和倡导“主观战斗精神”而闻名，在青年作者中拥有巨大影响力，同时也因其不妥协的姿态而备受争议的人物。
“胡先生，久仰。”贾玉振连忙起身。
“你那篇《问河》，我在《大江报》上读过。”胡风开门见山，目光灼灼地盯着贾玉振，“还有陶先生私下传阅的《焚城》片段……好！写得好！不是一般的好！”
他语速快而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激情，“我们现在满坑满谷的‘抗战文艺’，太多是闭门造车、无病呻吟的八股，是纸糊的灯笼，看着亮堂，一戳就破，见不得真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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