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必然巨大，但若因惧怕代价而不敢梦想、不敢前行，则民族永无复兴之日。
至于人才……我相信，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渴望建设新国家的英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他们需要的，或许正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和一次真正的召唤。”
老者久久凝视着他，目光中的审视渐渐化为一种复杂的感慨。
最终，他轻轻叹了口气，对身旁的官员道：“记录下来。贾先生所言，虽有些书生之气，但这份心气、这份眼光，尤其将‘人’置于建设核心的见解……难得。”
他又看向贾玉振，语气缓和了些：“贾先生，你的‘未来学’，不妨多做些扎实的调查研究，多与各方面专家交流。
国家……需要各种声音，也需要能够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思考者。”
这次会面，没有给予任何承诺，却无疑是一次惊人的认可。
消息虽未公开，但圈内已有风闻。
贾玉振的声望，从文化界、青年群体，悄然渗透到了更具实权的技术官僚和部分开明官员的视野中。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然而，就在贾玉振为此感到鼓舞，准备进一步深化研究时，一次看似平常的“私人邀约”，却让他窥见了荣耀背后的冰冷暗流。
邀请来自那位曾在“潇湘馆”前邀约他品茗未果的张伯钧，张委员。
这次是以“文化促进委员会”的名义，邀请他参加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文化沙龙，主题是“文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建国伟业”。
沙龙地点在一处幽静雅致、警卫森严的公馆。
与会者除了张伯钧等几位官员，还有几位在官方媒体上颇为活跃的“权威”文人。
气氛看似轻松，话题也围绕着文艺的社会功能展开。
起初，张伯钧等人对贾玉振的讲座影响力赞不绝口，称其“有效提振了民心士气”、“契合了领袖关于建设新国家的宏伟构想”。
但渐渐，话题开始转向“引导”和“规范”。
一位头发梳得油亮、言辞华丽的“权威”文人笑道：“贾先生讲座受欢迎，足见民众渴望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不过，我们在描绘未来时，是否应当更突出……现有的成就和正确的领导？
比如，将未来的交通建设，与当前政府在艰难条件下维持西南交通线的努力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将未来的工业蓝图，更多地归功于战时工业内迁和当前的建设方针？
这样，理想才不至于虚浮，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引导民意。”
张伯钧接着话头，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贾先生是聪明人。你的‘未来’构想很有价值，但若能与当下的国策、与领袖的训示结合得更紧密些，其影响力、所能获得的资源支持，必将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你正在参与的教材编写，若能更多地体现……当前体制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对于塑造下一代的国家认同，岂非功德无量？”
他们的话语，如同温水，慢慢煮着贾玉振的理想。
他们不是在否定“未来”，而是试图将“未来”的阐释权、定义权收归己用，将贾玉振充满个人思考与血泪体验的“未来学”，改造成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涂抹着既定意识形态油彩的宣传工具。
贾玉振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他想起了小希望宁死也不愿他写下的“颂歌”，想起了胡风关于“画皮”与“软刀子”的警告。
原来，高层的“注意”和“认可”，未必是对思想的尊重，也可能是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招安”或“利用”。
他们看中的，或许不是他思想的内核，而是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可能被“引导”和“规范”后，所能产生的巨大宣传效应。
他沉默了片刻，在张伯钧等人期待的目光中，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诸位先生的意思，玉振明白了。
描绘未来，确实不能脱离现实基础。玉振才疏学浅，所思所写，不过是一路流亡所见所感，以及一点书生妄念。
至于如何与国策结合……容玉振再细细思量。
教材编写之事，事关重大，玉振定当秉持学术良心，对子孙后代负责。”
他的话，看似谦逊，实则绵里藏针，既未明确答应“改造”自己的思想，也守住了“学术良心”的底线。
张伯钧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但面上笑容依旧：“当然，当然。贾先生谨慎是应该的。我们相信，以贾先生的智慧，必能找到文艺报国与个人理念的最佳结合点。”
沙龙不欢而散。
贾玉振走出那栋华丽的公馆，望着重庆依旧浓重的夜雾，只觉得那雾气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比任何有形的追捕和轰炸都更让人窒息。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正站在一个更加危险的十字路口：一边是丧失独立思想、沦为传声筒的“坦途”；一边是坚守本心、却可能面临更隐蔽打压乃至彻底封杀的险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