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温斯洛的报道，如同在平静的国际舆论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其漾开的涟漪，很快便以另一种方式，回传到了重庆，回传到了那间小小的阁楼。
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胡风。
几位平日里只是点头之交、甚至略带疏离的官方报人，忽然在某次文化界的聚会后，“偶遇”了他，言语间透着前所未有的客气与试探。
“胡风兄，贾先生近日可好？听闻外邦的《时代》周刊都刊登了贾先生的事迹，真乃我文化界之光啊！”
“是啊，贾先生善于凝聚民心，启迪民智，此等人才，正应为我抗战建国之大业，贡献更多力量才是。”
“不知贾先生近日可有新作？若有，敝报愿辟出最佳版面，优先刊载。”
这些看似随意的寒暄，背后传递的信号却再清晰不过——官方，或者说官方中的某些派系，开始重新评估贾玉振的价值。
他的国际声望，成了一道他们无法忽视，甚至试图利用的光环。
紧接着，那位许久未曾露面的“沈先生”，再次通过陶行之，递来了话。
这一次，他的语气不再是施压或警告，而是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商量口吻。
“陶公，请您务必转告贾先生。”沈先生在一次秘密会面中，对陶行之说，“上峰对贾先生的才华与影响力，一直是欣赏的，此前些许误会，皆因下面人执行不力，沟通不畅所致。
如今贾先生声名远播海外，于我国之国际形象大有裨益，此乃国家之幸。”
他话锋一转：“如今抗战已入新阶段，正需团结一切力量。像贾先生这样的人物，若总是居于陋巷，与引车卖浆者流为伍，未免……有失体统，亦难尽其才。
上峰有意，可否请贾先生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之名誉顾问？或是在政府主持的某个文化机构中，担任要职？
如此，既可使贾先生之理念有更广阔之施展平台，亦可向国际社会彰显我国政府团结开明之形象。资源、渠道，皆非往日可比。还望贾先生……慎思之。”
这番“橄榄枝”，裹着糖衣，却也带着明确的指向——将贾玉振纳入体制，加以“规训”和“利用”。
几乎在同一时间，张万财也兴奋又忐忑地带来消息：之前对希望基金百般刁难的几个政府部门，态度忽然软化，之前卡着的几项物资审批，竟然顺利通过了。
甚至有一个主管经济的部门，派人来暗示，希望基金若能“配合”政府的某些经济宣传，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政策上的便利”。
“先生，他们这是……服软了？想招安咱们？”张万财既觉得扬眉吐气，又本能地感到不安。
阁楼里，气氛凝重。
胡风眉头紧锁：“玉振，此乃阳谋。他们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以高官厚禄、资源平台为诱饵，想将你纳入彀中。
一旦接受，便如飞鸟入笼，言行皆受掣肘，昔日之独立精神，恐将荡然无存！”
何三姐啐了一口：“呸！黄鼠狼给鸡拜年！我看他们就没安好心！什么顾问、要职，不就是想给咱们先生套上笼头吗？”
苏婉清没有说话，只是担忧地看着贾玉振。
她深知，拒绝意味着继续甚至加剧与官方某些势力的对立，前路将更加艰险；
而接受，则可能意味着理想与原则的妥协。
贾玉振站在窗前，望着楼下。那些监视者依旧在，但他们的姿态，似乎少了几分之前的咄咄逼人，多了几分观察与等待。
他缓缓转过身，脸上没有任何欣喜或愤怒，只有一种洞悉世事的平静。
“他们不是服软，是换了策略。”他清晰地说道，“我的国际声望，成了他们需要借重的‘外势’，也成了他们不敢轻易动我的‘枷锁’。
但他们绝不容许一个不受控制的声音，持续存在。
所以，他们想给我镀一层金，然后把我放进一个精美的盒子里，摆在高处，当作花瓶供奉起来。”
“那我们…”张万财迟疑地问。
“回复沈先生，”贾玉振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感谢上峰美意。然贾某一介书生，散漫已成习惯，疏于礼仪，实不堪重任。
且目前致力于民间教育、难民救助等具体事宜，于底层奔走，方能略尽绵薄。至于国际虚名，实非所愿，更不敢以此自矜。
救国之路万千，贾某所选，不过其中一条僻静小路尔。
但求能脚踏实地，为这乱世留存几分元气，唤醒几点星火，于愿足矣。高堂广厦，非我所栖。”
他这番回应，谦逊有礼，却明确拒绝了“招安”，坚守了自己“在野”的独立地位和扎根民间的实践路径。
“那……那些主动示好的报纸和部门？”胡风问。
“报纸邀稿，可以酌情提供一些不涉及敏感议题、专注于民生改善、知识普及类的文章。
至于部门的‘便利’…”贾玉振嘴角泛起一丝冷峻的笑意，“我们按规矩办事，该申请申请，该等待等待。不卑不亢，不受其惠，亦不授其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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