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像一层洗不净的灰纱，笼着重庆层层叠叠的屋脊。
七星岗的阁楼里，煤油灯亮了一夜，此刻刚刚捻熄。
贾玉振揉着发胀的太阳穴，看着桌上摊开的几封信——不是《希望周刊》的稿件，也不是各地读者的来信，而是胡风连夜翻译整理出来的、来自大洋彼岸的文字。
苏婉清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轻轻放在桌角：“先吃点东西。这些信……很要紧？”
“要紧。”贾玉振接过粥碗，指尖触到粗瓷碗壁的温热，心神却还留在那些印着异国邮戳的信纸上，“胡风兄说，这是玛丽·温斯洛女士那篇报道刊出后，第一批直接寄到希望基金地址的海外来信。”
他拿起最上面一封。信纸是上好的道林纸，字迹工整而克制，来自英国剑桥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老教授。
信中先是礼貌地赞赏了贾玉振“对民生细节的深切关注”，随后话锋一转，提出一连串诘问：
“……然而，贾先生，请容许一个远在万里外的老人提出疑惑：
在贵国正遭受如此深重战祸、城市沦为废墟、百姓流离失所的当下，您笔下那些关于‘未来厨房’、‘娃娃餐’、‘亮堂夜’的描绘，是否过于……理想化？
甚至可说是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幻想？这是否会麻痹民众，让他们沉溺于虚幻的希望，而忘却了当下最紧迫的抵抗与生存？”
贾玉振缓缓喝了一口粥，米粒温软，却觉得喉头有些发紧。
第二封信来自美国纽约，署名是一个记者协会。
措辞更加直接，甚至带着几分审视的意味：“我们注意到，您的文章在重庆乃至中国后方广泛传播，并获得了某种近乎‘先知’的声誉。
这是否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授意或支持？
您所描绘的‘未来’，与重庆政府或延安方面所宣称的战后蓝图，是否存在某种特定关联？
您如何界定自己工作的政治属性？”
第三封、第四封……有关切的询问，有真诚的探讨，但更多的，是一种隔着太平洋的、带着优越感的审视和质疑。
仿佛他们谈论的不是一片土地上的生死挣扎，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奇特的文明现象。
“婉清，”贾玉振放下勺子，声音有些沉，“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么‘乐观’。”
苏婉清在他身旁坐下，拿起那封剑桥来信看了看，轻声道：“他们不明白，这里的人，不是在幻想一个一定会到来的未来，而是在用那个‘未来’，撑住快要垮掉的‘现在’。”
“是啊。”贾玉振望向窗外，雾气正在慢慢散开，露出山城参差的轮廓，“他们生活在没有轰炸、面包充足的国度，自然觉得谈‘未来’是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欺骗。
可在这里……”他想起孙德胜在病床上说起“亮堂夜”时发亮的独眼，想起工坊女工们哼着歌熬制皂基时额角的汗珠，想起夜校里那些孩子识字时认真的脸庞，
“在这里，没有那个‘未来’撑着，很多人可能今天就熬不过去了。”
胡风这时推门进来，手里又拿着一叠信件，脸色有些凝重：“玉振，又有几封。还有一封……是玛丽·温斯洛女士本人寄来的，挂号信。”
贾玉振精神一振：“哦？快给我看看。”
胡风抽出最上面那封，信封是浅蓝色的航空信笺，上面是流畅的英文花体字。他展开自己誊写翻译好的信纸，念道：
“尊敬的贾玉振先生：
我的报道在《时代》刊出后，所引起的反响远超我的预期。
这让我意识到，我或许只是掀开了帷幕的一角。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其中不乏对您和您的工作的深切好奇，乃至质疑。
最核心的问题集中于一点：在如此深重的黑暗现实中，您为何能如此坚定、如此细致地描绘光明？
您笔下的《未来之书》系列，其信念的根基究竟何在？
这不仅仅是一个记者的问题，更是一个生活在同样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普通人，对希望本身来源的探寻。
因此，我恳切地请求，能否对您进行一次更深度的访谈？
我希望了解的不是事迹，而是思想；不是被讲述的故事，而是您思考的轨迹。
如果可能，我甚至希望能与您探讨这场战争之外，更广阔的人类图景。
我计划近期再次前往重庆。期盼您的回复。
您真诚的，
玛丽·温斯洛”
念罢，阁楼里安静了片刻。
“她问到了根子上。”贾玉振沉吟道，“不是问‘你做了什么’，而是问‘你为什么相信’。”
他看向胡风和苏婉清，“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把‘希望’背后的逻辑和重量说清楚，那么在海外很多人看来，我们就只是一群沉溺于幻想的可怜虫，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宣传工具。”
胡风点头：“日本人在国际上的诋毁已经开始了。玛丽女士这封来信本身，就说明她也听到了那些杂音，但她想听你亲口说。这是难得的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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