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战略情报局（OSS）文化影响评估小组的会议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
窗帘紧闭，只留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照亮长桌中央那份薄薄的、已被多人翻阅过的加密电报译稿。
“女士们，先生们，”主持会议的是OSS心理战部门的高级顾问，哈里森博士，一个头发花白、眼神锐利如鹰隼的老者，“我们面前这份来自重庆的‘故事大纲’，以及温斯洛女士的分析报告，我想诸位都已经看过了。现在，我需要听到你们最直接、最坦诚的评估。”
沉默持续了大约十秒钟。然后，一个穿着笔挺军装、胸前别着勋章的上校首先打破沉默，他推开面前的文件夹，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恼怒。
“评估？哈里森博士，这还需要评估吗？”上校的声音在密闭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这根本就是一个疯子——或者更糟，一个别有用心者——的臆想！‘法西斯胜利后的美国’？‘社会净化日’？合法化的屠杀？
上帝啊，这简直是对美利坚合众国最恶毒、最荒谬的诽谤！我们居然要在这里严肃讨论是否资助一个中国人写这种东西来‘污蔑’我们？”
“注意你的措辞，汤普森上校。”哈里森博士的声音平静无波，“作者明确设定了前提——这是在轴心国赢得战争后的‘假设性推演’。它的矛头是指向法西斯主义。”
“那只是文字游戏！”汤普森上校激动地挥着手，“任何一个有脑子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对我们社会制度本就存疑的欧洲左翼，甚至是国内某些倾向危险的知识分子，他们会自动把故事里那个扭曲的‘美利坚特别区’，和我们现实的美国联系起来！
他们会说：‘看，这就是资本主义与极权结合后的必然怪物！’这会给我们的敌人提供多少攻击的口实？又会给国内的反战分子、激进派提供多少扭曲的弹药？这是在玩火！极度危险的思想游戏！”
“我部分同意汤普森上校的看法。”一个穿着深色西装、来自国务院的代表谨慎地开口，“故事的核心设定——通过制度化的暴力‘清除’底层人口——其社会批判的指向性过于强烈。
即使套上了‘法西斯胜利’的外壳，其内在逻辑的某些部分，依然容易引发对我们自身社会问题的……不恰当的联想。风险确实存在。”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声的附和。
就在这时，坐在长桌另一端，一个一直沉默地摆弄着铅笔的年轻分析师抬起了头。
他叫戴维·科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以思维敏捷和非传统视角在OSS内部小有名气。
“诸位，”科恩的声音不大，但清晰有力，“如果我们暂时抛开被冒犯的情感，仅从‘心理战武器’和‘思想影响力’的角度来分析呢？”
他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简易黑板前，拿起粉笔。
“首先，它提出了一个终极拷问：‘如果二战失败，人类会怎样？’”他在黑板上写下这句话，重重画了个圈，“目前我们所有的宣传，无论是‘为自由而战’还是‘保卫民主家园’，都是正面激励。
但心理学告诉我们，恐惧——尤其是对失去现有美好、坠入可怕未来的深度恐惧——其驱动行为的能量，有时远超正面希望。
这个故事，恰恰提供了这种最深层的恐惧图景。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美国士兵，或是一个后方工厂的工人，读到这个‘假设我们失败后’的恐怖世界……
他对当前战争的投入感、对击败法西斯的紧迫感，会不会被强烈激发？”
他顿了顿，观察着众人的反应，继续道：“其次，关于‘社会批判’的风险，温斯洛女士的报告里提到了作者的‘换皮’策略。这非常高明。
它将一个原本可能引发对美国社会内部矛盾进行批判的黑暗设定，完美地转化、嫁接到了对法西斯主义‘终极之恶’的揭露上。
故事里所有的恐怖——系统性清除、资本与极权的勾结、人性的彻底异化——其罪魁祸首都明确指向了‘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全球统治’。
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思想编码’和‘情绪引流’。读者的愤怒、恐惧、恶心，都会精准地导向法西斯，而非其他。”
科恩放下粉笔，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最后，关于作者贾玉振本人。他之前的《警示录》和《黄粱梦》系列，已经证明了他拥有穿透表象、进行深度社会与历史分析的能力。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煽动者或诽谤者，他是一个思想者。
他现在提出的这个‘交易’——用资金和有限的言论空间，换取这样一部极具思想冲击力的作品——从投资回报率看，或许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我们得到的，可能是一部能够跨越国界、直击心灵、在战争宣传和战后思想塑造上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核弹’。”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但气氛已与刚才不同。
汤普森上校依旧脸色铁青，但不再立即反驳。
国务院的代表若有所思地翻看着报告。哈里森博士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科恩分析员的观点……有其见地。”哈里森博士缓缓开口，“风险与机遇并存。这需要更高层面的决策。
我会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连同温斯洛女士的完整报告和‘交易’条件，一并呈递上去。
但在那之前，”他看向科恩和几位倾向于支持的分析师，“我需要一份更详细的、关于如何控制风险、引导舆论解读、并最大化其‘反法西斯’宣传效能的实施方案草案。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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