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雪覆盖下的靠山屯，银装素裹，安静祥和。然而在这宁静的表象之下，一股前所未有的生机正在悄然涌动。合作社的壮大，不仅改变了屯子的经济面貌，更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屯民的生活和思想。
清晨，天刚蒙蒙亮，合作社新厂房里已经灯火通明。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冬日的寂静，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在各条生产线上忙碌着。山货分拣车间里，妇女们手脚麻利地将木耳、蘑菇按品级分类；加工车间里，烘干机、切片机、包装机有序运转；质检室里，王昭阳带着两个年轻姑娘，用新购置的仪器检测产品的水分和杂质含量。
“这批松子的含水率控制在8%以下，合格。”王昭阳在检验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神情专注而沉稳。几个月来，她在父亲的指导下，已经能独立负责合作社的质量管理了。
车间外，一辆解放牌卡车正在装货。司机老张叼着烟，指挥着装卸工：“轻点放！这可是要送到省城国宾馆的货，弄坏了把咱们卖了都赔不起！”
装卸工们嘻嘻哈哈地应着，手下却格外小心。他们知道，这批“山海珍品”礼盒非同小可，是要作为外事活动礼品的。能参与这样的生产，每个人都感到自豪。
屯子里，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原先坑坑洼洼的土路，今年秋天修成了平整的砂石路，下雪天也不泥泞了。路两旁新竖起了电线杆——合作社出钱，给屯里通了电！虽然现在只有合作社和几户人家用上了电灯，但这是一个开始。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屯里新盖的小学校。三间明亮的砖瓦房，窗户镶着玻璃，教室里摆着崭新的桌椅。老师是从县里请来的师范毕业生，姓陈，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教书认真，对孩子们有耐心。
“以前咱们屯的孩子，要上学得走十里地去公社小学，冬天冻得手脚生疮。现在好了，家门口就能上学。”三叔公逢人就说，“这都是托了合作社的福，托了西川的福啊！”
然而，任何变革都会触及旧有的利益格局和观念。合作社的红火，大多数屯民受益，但也让少数人心里不是滋味。
这天上午，王西川正在合作社办公室审核明年生产计划，黄大山皱着眉头进来了。
“西川，有点事。”黄大山坐下，点了支烟，“王老蔫家……最近有点不对劲。”
王西川抬起头：“怎么了？”
“他家的二小子，不是在合作社干得好好的吗？前阵子突然说不干了，要出去‘闯荡’。我打听了一下，好像是去县城跟人合伙开饭馆。”黄大山说，“这还不算，王老蔫最近在屯里说些怪话，说什么‘合作社再好也是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王西川沉吟片刻：“人各有志，想出去闯闯也是好事。合作社的大门开着，愿意干的欢迎，想走的也不强留。至于王老蔫说怪话……他说他的，咱们干咱们的。”
“我不是担心这个。”黄大山压低声音，“我听说，王老蔫在县城认识了些不三不四的人，好像……跟以前刀疤强那伙人有来往。”
王西川眉头一皱。刀疤强的案子虽然结了，但他的余党并没有完全肃清。如果王老蔫真跟那些人搅在一起，倒是个隐患。
“大山哥，你让人留意着，但不要打草惊蛇。”王西川说，“王老蔫要是真做了违法的事，自有法律收拾他。但咱们不能凭空怀疑人。”
“我明白。”
正说着，外面传来喧哗声。王西川和黄大山走出办公室，看见院子里围了一群人。中间，赵寡妇正拉着一个年轻媳妇的手，哭哭啼啼。
“怎么回事？”王西川问。
马强走过来，脸色不太好看：“西川叔，是孙二媳妇。她男人……就是孙二，在合作社干得好好的，昨天突然说要辞职，要去南方打工。孙二媳妇不乐意，两口子打了一架，孙二今天早上真走了。”
王西川认识孙二。三十出头，有力气，肯干活，在合作社的运输队开车，一个月能挣六十多块钱，在屯里算是高收入了。
“为什么突然要走？”王西川问孙二媳妇。
孙二媳妇抹着眼泪：“西川叔，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还好好的，昨天回来就说要去南方，说什么‘在屯里没出息’，‘要去挣大钱’。我怎么劝都不听，今早天没亮就走了，就留下一封信。”
王西川接过信。信写得很简单，大意是说在合作社干一辈子也就是个司机，没前途。听说南方机会多，要去闯一闯，挣了钱就回来。
“西川叔，您说这可咋办啊……”孙二媳妇哭道，“家里两个孩子，公公婆婆身体都不好，他这一走……”
王西川安慰道：“别急，孙二可能是被人鼓动了。这样，你先回家照顾好老人孩子，合作社的工作给你留着。我让人打听打听，孙二去了哪里。”
送走孙二媳妇，王西川回到办公室，心情有些沉重。合作社发展这么快，为什么还有人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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