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陈海带领的巡逻车就被一位水果摊主拦下，投诉隔壁摊贩“多占了一寸地方”。陈海按照程序进行了调解，和平解决了。但当天下午，在另一条街，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这次甚至只是为了一个被风吹跑的塑料盆归属。接着，开始有民众直接到中国防暴队营区外围，要求帮助解决家庭纠纷、索要药品（看到过医疗组在难民营发放），甚至有人询问能否帮忙修理损坏的收音机或给孩子辅导功课。
“这不对劲，”在一次情况汇总会上，许航皱着眉头说，“民众对我们的信任和好感增加了，这是好事。但这种凡事依赖我们解决的倾向，不仅会耗尽我们的精力，影响主要勤务，更重要的是，这会进一步削弱本地社区本就脆弱的自我管理和问题解决能力。我们成了‘保姆’，而不是‘赋能者’。”
周浩推了推眼镜，补充道：“还有一个潜在风险。我们介入得越多，尤其是介入那些原本属于本地传统权威（长老、社区组织）或政府职责范围的事务，就越可能引起这些力量的不满或抵制。他们会觉得权威被挑战，或者产生了依赖我们的惰性。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本地治理结构的恢复。”
阿依古丽从难民营工作的角度也提出了观察：“在难民营，我们推动建立女性调解员网络，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直接介入每一起纠纷。但在普通社区，我们还没有类似的机制。民众现在觉得我们‘好说话’、‘有效率’，自然什么都找我们。但这不可持续，也偏离了我们的定位。”
杨洛沉思着。这确实是一个未曾预料到、却必然会在深度融入后出现的“成长烦恼”。民众从最初的警惕、观望，到现在的信任、依赖，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既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又避免陷入“包办一切”的困境，并推动本地力量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我们需要调整策略，”杨洛缓缓开口，“从直接主导，转向辅助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许航提到的，我们不能当‘保姆’，要当‘教练’或‘顾问’。”
他看向许航：“航子，你具体说说想法。”
许航早有思考，拿出一份草图：“我设想了一个 ‘退后策略’和‘中外搭档’新模式。核心是：在非紧急、非暴力的日常社区警务和纠纷调解中，我们中国队员的角色，从‘前台执行者’转变为‘后台支持者’和‘现场教练’。”
他详细阐述：
1. “退后策略”：对于民众直接求助的非紧急事务，巡逻队不应再像以前那样直接上手处理。而应遵循一个新流程：首先，耐心倾听，表示关切；其次，引导求助者去找本地的、正当的解决渠道——例如，涉及市场秩序的找市场管理员或社区长老，家庭纠纷找家族长辈或妇女组织，小型盗窃找本地警察局（即使效率低下，也要鼓励他们使用正式渠道）；第三，如果求助者表示本地渠道无效或不存在，我们的队员可以陪同求助者前往，或者协助联系相关本地负责人，扮演一个促进者和见证者的角色，而不是越俎代庖。
2. “中外搭档”新模式：将我们与本地警察（尤其是经过培训的“种子”学员）的联合巡逻制度化、深化。不再是简单的同行，而是明确分工：本地警察在前，负责沟通、询问、初步调解；中国队员在后，负责警戒、观察、记录，并在本地警察需要时提供技术建议或规则提醒。 遇到问题时，鼓励并指导本地警察按照培训的内容去处理，中国队员只在出现明显程序错误、安全威胁或沟通完全无效时，才以补充或纠正的方式介入。这就像教练站在队员身后，观察指导，让队员自己完成动作，积累经验和威信。
3. 建立定期社区联席会议：由周浩和阿依古丽牵头，定期邀请巡逻区域内的社区长老、市场代表、妇女组织负责人、本地警察分局负责人等，与中国防暴队代表坐下来开会。会议目的不是我们布置任务，而是互通信息，了解社区关切，讨论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协作制定解决方案。我们在会议上提供信息支持、规则建议和安全评估，但具体执行和主导权，尽量交给社区和本地警方。这既能将我们的影响力嵌入本地决策过程，又能推动本地力量负起责任。
“这个转变需要耐心，也可能短期内会让一些民众感到不解或失望，”许航总结道，“但长远看，这是帮助卡鲁鲁社会恢复自身韧性和治理能力的必经之路。我们不可能永远在这里，最终要靠他们自己。”
杨洛点头认可：“思路很清晰。‘退后’不是退缩，而是为了更可持续的前进；‘搭档’不是替代，而是为了更有效的赋能。周浩，你负责细化‘退后策略’的标准化话术和流程，并对全体队员进行培训，统一认识和做法。阿依古丽，你协助许航，设计‘中外搭档’巡逻的具体操作指南和评估标准。罗帅，你协调资源，支持社区联席会议的筹备。我们先在东区选两个街区试点，收集反馈，完善后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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