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证人突破线。”他看向岩保副局长昨晚发回的报告，“我们通过边境渠道，已接触到一名可能参与辅助作案的缅甸籍证人。该证人目前躲藏在边境地区，愿意提供证言但要求庇护。专案组建议启动证人保护程序，将其秘密接应入境，获取关键口供。”
国安部副局长立即问道：“证人的可信度和安全如何保障？”
“由沧澜市公安局副局长岩保同志全程负责。”杨洛调出岩保的履历，“岩保同志是傣族，在边境工作二十八年，熟悉当地情况，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他已初步评估证人可信度较高，且制定了周密的安全接应方案。专案组请求协调边防和国安部门，为此行动提供支持。”
郑副秘书长与国安部副局长交换了一个眼神，点了点头：“可以。但程序必须规范，全程录像，证据固定要合法。”
“三线，国际合作加压线。”陆振华接过话头，“我们建议：第一，将案件提升至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议程，借助多边机制施压；第二，协调军方，以打击跨国犯罪、维护航道安全为由，在湄公河流域开展象征性的联合巡逻演练，展示存在和决心；第三，对缅甸采取‘区别对待’策略——对缅甸中央政府保持合作姿态，但对勐腊军控制区，通过情报和边境手段施加压力。”
军委联参部的一位大校沉吟道：“军事手段必须谨慎。湄公河是国际水道，任何军事动作都可能被过度解读。”
“所以建议是象征性的联合巡逻，而且要以老挝或泰国为合作伙伴。”陆振华解释道，“目的不是军事行动，而是传递政治信号：中国有决心、有能力维护该地区的安全秩序，任何犯罪集团都不要误判形势。”
会议进入讨论阶段。各个部委的代表轮流发言，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外交部代表：“我们正在准备第二轮外交照会，措辞会更加强硬。同时，建议通过中国驻东盟使团，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湄公河航道安全’议题，将此案置于区域安全合作的框架下讨论，避免被简化为双边纠纷。”
国安部代表：“我们建议启动对塔昆集团及其关联人员的全方位情报监控。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监听、资金监控、行踪追踪。但此类行动涉及境外，需要外交和国防部门的配合。”
国防部代表：“军方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如卫星监控、信号侦测等。但武装人员越境行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风险极高，除非万不得已，不建议采用。”
财政部代表（王柔也参加了会议，坐在后排）：“涉案资金流向复杂，涉及多个离岸账户。我们建议启动反洗钱特别程序，对塔昆集团及其关联人员的全球资产进行追踪，必要时实施冻结。这需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及香港、澳门金融管理部门的协作。”
长达两个小时的讨论后，郑副秘书长做了总结。
“同志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他站起身，环视会场，“‘7·26’案件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针对中国公民、挑衅中国法律、试探中国底线的跨国暴行。破获此案，不仅是为了告慰十三位遇难同胞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宣示：无论中国公民走到哪里，祖国都有决心、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安全。”
他停顿片刻，声音更加凝重：“中央领导对此案高度重视，批示精神很明确：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今天成立的涉外工作协调组，就是要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国家力量，为专案组扫清障碍、提供支撑。”
他看向杨洛：“杨洛同志，专案组提出的三线策略，协调组原则同意。但具体执行中，有几条红线必须守住——”
杨洛立即拿起笔记录。
“第一，境外行动必须合法合规。所有侦查、取证、抓捕，必须通过正式外交和司法渠道。特殊情况下需要采取非常规手段的，必须报协调组批准。”
“第二，政治外交与刑事侦查要协同。外交部、公安部要紧密配合，该强硬时强硬，该灵活时灵活。要善于利用多边机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三，证据标准必须过硬。这个案子将来可能面对国际关注甚至质疑，所有证据都必须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从取证程序到证据链条，不能有任何瑕疵。”
“第四，人员安全是底线。无论是专案组成员，还是境外协助人员、证人，都必须有充分的安全保障。公安部警卫局要制定专项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杨洛郑重回答：“明白。专案组一定严格执行。”
“好。”郑副秘书长坐下，“协调组从今天起进入实体化运作。每天早晚两次情况汇总，重大事项随时报告。各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联络，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
他最后看向杨洛：“杨洛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你身后，有整个国家的力量。中央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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