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正华书记，我明白。”
挂掉电话，周正帆沉思片刻，又将办公室主任于晓伟叫了进来。
“晓伟，从今天起，所有报送我签批的文件，尤其是涉及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政策调整的，必须附上完整的处室意见和经办人、处长签名，流程追溯必须清晰。另外，你私下留意一下，委里最近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议论或者人员往来。”周正帆吩咐道，语气严肃。
于晓伟心领神会：“主任，您放心，我会留意的。”
周正帆决定，不能仅仅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批文件，必须深入到业务一线，到矛盾最集中、利益最交织的地方去调研，掌握第一手情况。他选择了两个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一是近年来问题频发、企业反映强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二是与民生息息相关、存在较多灰色地带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他第一站，就带着相关处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奔“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以“陪同办理”的形式，全程跟踪一个普通商业地产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许可的全流程。
尽管之前已经强力推行了新的审批制度，但实际运行中，各种“软钉子”和“中梗阻”依然存在。他亲眼看到，窗口工作人员虽然态度尚可，但对新流程理解不深，遇到稍微复杂点的情况就需要反复请示；后台审批处室的人员，则习惯性地提出各种“补充意见”或“优化建议”，看似负责，实则拖延；涉及规划、国土、环保等外部部门的环节，协调不畅的问题依然突出，一个简单的征求意见函，往往石沉大海，需要反复催办。
一个分管副区长私下向他倒苦水：“周主任，不是我们不想快。有时候，一个项目卡在某个环节，我们去催，人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就是不动。为什么？因为快了显示不出他们的权力和重要性啊！还有些隐形门槛，比如要求提供一些非必要的评估报告，或者对设计图纸吹毛求疵，企业耗不起，只能找……‘中介’疏通。”
“中介？”周正帆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
“就是……一些号称能‘协调关系’、‘加快审批’的咨询公司。”副区长语焉不详，但周正帆立刻明白了。这些“中介”，往往与审批部门内部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制度套利”的食利阶层。他的改革，要革掉的，正是这些“中介”和其背后保护伞的生存土壤。
在调研“行政事业性收费”时，问题更加触目惊心。一些协会、学会依托行政背景或行业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高额会费；一些事业单位利用垄断性检测、检验、评估地位，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甚至有些处室在制定政策时，有意无意地为某些特定机构“量身定做”收费项目。
调研途中，周正帆接到高新区一家高科技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激动地表示感谢：“周主任，太感谢了！我们那个研发中心项目的节能审查，以前听说至少要三个月，这次按照新流程，十天就批下来了！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这样的正面反馈，让周正帆感到些许欣慰，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然而，阻力也随之升级。
在他重点推动“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化管理”时，负责牵头梳理清单的收费管理处，报上来的清单草案避重就轻，对一些敏感、有争议的收费项目含糊其辞，试图蒙混过关。
周正帆直接将处长叫到办公室，将清单草案摔在桌上：“这就是你们花了半个月时间梳理的结果？某某协会的‘技术服务费’，依据是什么？标准谁定的？某某中心的‘评估论证费’，成本构成在哪里？为什么比市场同类服务高出几倍？这些问题，清单上一个都没有体现！拿回去，重新梳理！我要看到的，是一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账本’，而不是一本糊涂账！”
处长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嗫嚅着辩解：“主任，有些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牵涉面广……”
“复杂不是理由！”周正帆打断他，“正因为复杂，才需要我们下决心去理清！怕得罪人？那就不要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你三天时间，拿不出像样的清单，你这个处长就别干了！”
强势推进的同时，周正帆也开始感受到来自更高层面的无形压力。
在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讨论到发改委牵头制定的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时，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在表示原则同意后，话锋一转：“正帆主任推进改革的积极性是好的。不过，有些措施可能还需要更充分的论证，特别是要考虑到我们江市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承受能力。比如这个‘涉企收费清单’，初衷是好的，但一下子把所有盖子都揭开，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震荡？是不是可以分步实施，先易后难？”
这番话，看似稳妥，实则是在给改革降温，为那些利益相关方提供缓冲和运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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