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正华书记,我明白。”
挂掉电话,周正帆沉思片刻,又将办公室主任于晓伟叫了进来。
“晓伟,从今天起,所有报送我签批的文件,尤其是涉及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政策调整的,必须附上完整的处室意见和经办人、处长签名,流程追溯必须清晰。另外,你私下留意一下,委里最近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议论或者人员往来。”周正帆吩咐道,语气严肃。
于晓伟心领神会:“主任,您放心,我会留意的。”
周正帆决定,不能仅仅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批文件,必须深入到业务一线,到矛盾最集中、利益最交织的地方去调研,掌握第一手情况。他选择了两个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一是近年来问题频发、企业反映强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二是与民生息息相关、存在较多灰色地带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他第一站,就带着相关处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奔“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以“陪同办理”的形式,全程跟踪一个普通商业地产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许可的全流程。
尽管之前已经强力推行了新的审批制度,但实际运行中,各种“软钉子”和“中梗阻”依然存在。他亲眼看到,窗口工作人员虽然态度尚可,但对新流程理解不深,遇到稍微复杂点的情况就需要反复请示;后台审批处室的人员,则习惯性地提出各种“补充意见”或“优化建议”,看似负责,实则拖延;涉及规划、国土、环保等外部部门的环节,协调不畅的问题依然突出,一个简单的征求意见函,往往石沉大海,需要反复催办。
一个分管副区长私下向他倒苦水:“周主任,不是我们不想快。有时候,一个项目卡在某个环节,我们去催,人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就是不动。为什么?因为快了显示不出他们的权力和重要性啊!还有些隐形门槛,比如要求提供一些非必要的评估报告,或者对设计图纸吹毛求疵,企业耗不起,只能找……‘中介’疏通。”
“中介?”周正帆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
“就是……一些号称能‘协调关系’、‘加快审批’的咨询公司。”副区长语焉不详,但周正帆立刻明白了。这些“中介”,往往与审批部门内部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制度套利”的食利阶层。他的改革,要革掉的,正是这些“中介”和其背后保护伞的生存土壤。
在调研“行政事业性收费”时,问题更加触目惊心。一些协会、学会依托行政背景或行业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高额会费;一些事业单位利用垄断性检测、检验、评估地位,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甚至有些处室在制定政策时,有意无意地为某些特定机构“量身定做”收费项目。
调研途中,周正帆接到高新区一家高科技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激动地表示感谢:“周主任,太感谢了!我们那个研发中心项目的节能审查,以前听说至少要三个月,这次按照新流程,十天就批下来了!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这样的正面反馈,让周正帆感到些许欣慰,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然而,阻力也随之升级。
在他重点推动“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化管理”时,负责牵头梳理清单的收费管理处,报上来的清单草案避重就轻,对一些敏感、有争议的收费项目含糊其辞,试图蒙混过关。
周正帆直接将处长叫到办公室,将清单草案摔在桌上:“这就是你们花了半个月时间梳理的结果?某某协会的‘技术服务费’,依据是什么?标准谁定的?某某中心的‘评估论证费’,成本构成在哪里?为什么比市场同类服务高出几倍?这些问题,清单上一个都没有体现!拿回去,重新梳理!我要看到的,是一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账本’,而不是一本糊涂账!”
处长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嗫嚅着辩解:“主任,有些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牵涉面广……”
“复杂不是理由!”周正帆打断他,“正因为复杂,才需要我们下决心去理清!怕得罪人?那就不要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你三天时间,拿不出像样的清单,你这个处长就别干了!”
强势推进的同时,周正帆也开始感受到来自更高层面的无形压力。
在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讨论到发改委牵头制定的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时,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在表示原则同意后,话锋一转:“正帆主任推进改革的积极性是好的。不过,有些措施可能还需要更充分的论证,特别是要考虑到我们江市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承受能力。比如这个‘涉企收费清单’,初衷是好的,但一下子把所有盖子都揭开,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震荡?是不是可以分步实施,先易后难?”
这番话,看似稳妥,实则是在给改革降温,为那些利益相关方提供缓冲和运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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