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在她们那个朋友圈里,三姐的存在,本身就像一剂强心针,或者说,一个下限低得令人安心的参照物。当其他女人为夫妻吵架、孩子不听话、收入不如意而烦恼时,只要一想到三姐:
“你看三姐,给人当小三、抢男人、搞得身败名裂,不也还活得好好的吗?”“她那烂摊子比我们这可烂多了,她都没垮,我们这点事儿算个啥?”
她的种种不堪,她的混乱人生,无形中成了丈量他人痛苦的一把标尺。经由她的“衬托”,旁人生活中那些原本难以忍受的挫折,瞬间显得轻微而可以忍受了。她的存在,仿佛在向所有人宣告:“看,人生的谷底在这里,你们再怎么折腾,也比我强。”于是,好多人真的从中获得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这是一种建立在他人不幸之上的、略带残忍的慰藉,但确实有效。
三姐,这个活在漩涡中心的女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她以自身持续的沉沦和混乱,竟成了她那个世界里,一面对照的镜子,一个反向的“励志”榜样。她燃烧自己混乱的生命,照亮了别人“原来我还不错”的侥幸心理。这或许是她悲剧人生中,最具讽刺意味,也最可悲的一抹“价值”底色。
花姐听着三姐带着怨气的叙述,脸上的表情迅速切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愤怒。她猛地一拍大腿,声音拔高,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弄死那些私孩子!一个都别放过!”她咬牙切齿,一副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去拼命的模样。又假意安慰了三姐几句,她便站起身,声称自己气得待不住了,要出去透透气。她放下带来的那点廉价水果,带着一脸“我必须为你做点什么”的决绝神情,转身离开了病房。
然而,就在病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她脸上那副愤怒的面具瞬间脱落,取而代之的是抑制不住的、咧到耳根的笑容。她几乎要高兴地哼出歌来,脚步轻快地走向楼梯间。
一脱离三姐的视线,她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手指飞快地滑动。她要把刚刚听到的“儿子变女儿”、“法庭败诉”这些最新鲜热辣的八卦,添油加醋地分享给她们共同认识的那些“朋友”,享受着作为信息源头的快感。
更甚者,她带着一种微妙的、想要邀功或是纯粹搅混水的心态,偷偷找到了罗清道人的联系方式,将这些关于三姐近况的“第一手丑闻”,以一种看似关心实则看戏的口吻,八卦给了远方的罗清。
她在这其中,扮演着一个双面的角色:在三姐面前是“仗义”的姐妹,在旁人面前是八卦的传播者,在罗清面前则成了一个隐秘的告密者。她的喜悦,建立在三姐的痛苦之上;她的存在,如同病毒,在本就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加速着猜忌与混乱的蔓延。
此时的唠叨(大梅)端着热乎乎的奶瓶,凑到三姐床边,用一种刻意放柔、却难掩其核心逻辑的声音安慰道:“没事啊,闺女,别想那些了。咱养好我们的孩子,比什么都强。我们孩子养得好好的,就比他们强!”
这句话,乍听是母爱,细品却是剧毒。它轻描淡写地抹去了三姐此刻真实的悲伤、失败和困境,将一切复杂的因果,粗暴地简化为一场新的、关于“养孩子”的竞赛。
这种逻辑,正是唠叨为人处世的精髓——一种根深蒂固的“厚颜无耻”。它从不反思自身的问题,永远能在任何烂泥潭里,找到一个自以为比别人“强”的虚幻支点。此刻,这个支点就是那个刚刚出生的、无辜的女婴。
她用这份“厚颜无耻”,成功地(哪怕是暂时地)掩盖了三姐的悲伤,让她不必去面对自己人生的残局。但更可怕的是,她同时也在无形中,为三姐那本就扭曲的精神世界,接通了根,打下了基础。
她在言传身教地告诉女儿:没关系,我们不需要面对错误,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能证明自己“比他们强”的借口,然后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这份“安慰”,如同给一株已经长歪的树苗,又浇灌了一盆污水。它让三姐在未来,更能理直气壮地逃避责任,更能心安理得地活在与他人的比较和自我的欺骗里。悲剧的根,由此扎得更深。
此时的病房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许慕尘僵立在床边,像一尊被抽走了魂的木偶。
许慕尘也是一个将面子视若性命的人。当初选择和三姐在一起,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场精明的投资——为了钱,为了三姐那套能搞钱的本事,更为了那份在哥们儿面前吹嘘“我老婆是大师”的虚荣。
他曾不止一次在酒桌上,唾沫横飞地向亲朋好友吹嘘:“我老婆,三姐,那可不是一般人!看事准得很,本事大着呢!”当三姐怀孕,被蚂蚱大仙等人“确诊”为男胎后,他的吹嘘更是达到了顶峰:“我儿子!那能是一般人吗?还没出生就带着仙气儿,将来肯定比他妈还厉害!”
他把所有这些未经证实的、虚幻的“荣耀”,都当成了自己脸上贴金的材料,迫不及待地昭告天下。然而,现实给了他一个猝不及防的、响亮的耳光。儿子变成了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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