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朕旨意,明日起,在午门外设‘捐款堂’,派锦衣卫值守,只许进不许喧哗。”他放下朱笔,眼神锐利如刀,“告诉那些官员,不管是把银子埋在荷花塘底,还是藏在老宅屋梁上,哪怕是撬开地砖挖出来,都给朕送到捐款堂去。五分之四,一分不能少。”
曹化淳连忙躬身应下,却见崇祯帝又补充道:“还有,让锦衣卫把话传透——捐款堂只认银子,不认官职。捐了的,以前贪墨的事,朕一概不究,官照做;若是装聋作哑,或是想耍小聪明少捐、不捐,十日后,朕亲自去诏狱看他们‘剥皮萱草’!”
这话一出,连见惯了宫廷风浪的曹化淳,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知道“剥皮萱草”是明太祖立下的酷刑,用贪官的皮制成革,填上稻草,立在衙门前警示后人,这些年崇祯虽慎用重刑,可真动了怒,绝不会手软。
“陛下,”曹化淳定了定神,上前半步,声音压得极低,几乎要被殿外的风声吞没,“十天催缴、半月夷族的重罚,固然能震慑人心,可这群官员盘根错节,若真逼得急了,恐有人心生反意,反倒生出变故?”他跟着崇祯多年年,从藩王近侍到司礼监掌印,最清楚这位天子的脾性——看似刚硬,实则总在“保江山”与“稳朝堂”之间反复拉扯,如今这般决绝,不过是被战事与灾荒逼到了悬崖边。
“变故?”崇祯帝忽然冷笑一声,那笑声里满是自嘲,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竟带着几分悲凉。他从御座上站起身,龙靴踩在金砖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步步走到殿中悬挂的《大明疆域图》前。指尖在辽东的位置重重一点,指腹蹭过图上标注的“宁远卫”,力道大得几乎要戳破绢布:“曹伴伴,你且看看——辽东的鞑子兵快打到山海关了,士兵们连冻饿都快扛不住了;陕西的流民聚众十万,上月已攻进了延安县城,烧了府衙;南边的漕运又断了,江南的粮船堵在淮河,运不到京城……这才是最大的变故!”
他转过身,龙袍下摆扫过御案上的奏疏,纸张散落一地,像极了支离破碎的江山。“他们若肯乖乖捐银,保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还有这朱家的江山,还有天下的百姓——这点账,他们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该算得清。”话里的每个字都咬得极重,像是在说服曹化淳,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话音刚落,崇祯帝便扬声道:“传朕旨意,即刻命翰林院拟诏,工部连夜赶制‘捐款堂’匾额与告示,明日清晨,务必立在午门外!”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匾额用金粉题字,告示用朱砂写清条款,让每个官员都看明白——这不是戏言,是生死状!”
当夜的紫禁城灯火通明,工部的工匠们不敢停歇,刨木、上漆、题字,红漆在烛火下泛着刺眼的光,像极了血色。次日天还未亮,午门外的空地上已立起三间红漆木屋,中间那间的匾额上,“捐款堂”三个大字用金粉涂就,在晨光里亮得晃眼,可落在官员们眼中,却透着一股彻骨的冷意。木屋两侧,锦衣卫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并肩而立,刀刃上的寒光映着初升的朝阳,连呼吸都带着肃杀之气。
告示就贴在木屋左侧的石碑上,字迹工整却力透纸背:“凡现任官员,需捐出既往贪墨所得五分之四,送至捐款堂登记入库,朕既往不咎,官阶俸禄照旧;十日之内拒不捐银者,革职下狱,行剥皮萱草之刑,曝尸衙前;半月之内仍敢抗命者,抄没家产,夷其三族,绝不宽宥。”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上午便传遍了京城的大小衙门。朝堂上下一片哗然,官员们私下里聚在茶馆、私宅,有人唉声叹气,用帕子擦着额头的汗;有人咬牙切齿,骂皇帝“不顾君臣情分”;可没人敢公然违抗——谁都记得,三年前崇祯帝处置贪腐的漕运总督时,也是这般先礼后兵,最后那总督的人皮,至今还挂在通州的漕运衙门前。
户部主事李默是第一个动的。他从家中赶去衙门时,路过午门,远远望见锦衣卫的刀光,腿肚子便开始打颤。回到家后,他连茶都没喝一口,便让家丁扛着锄头、拿着铁锹,直奔后院的荷花塘。塘水还结着薄冰,家丁们砸开冰面,跳进齐腰深的淤泥里,摸索着挖出几个用油布裹着的陶罐——那是李默三年前在江南督粮时,贪墨的两万两白银,全被他藏在了塘底。
陶罐被抬上岸时,李默心疼得直跺脚,手指反复摩挲着罐口的泥渍,仿佛那不是银子,是自己的心头肉。可一想到告示上“剥皮萱草”四个字,他又狠狠闭了闭眼,咬着牙道:“称!称一万六千两出来,用马车拉去捐款堂!”家丁们动作麻利,银子过秤时发出的“叮叮当当”声,在李默听来,比哭还难听。
前几日,捐款堂前还算热闹。每日天不亮,便有官员坐着马车赶来,有的亲自押车,脸上满是肉痛;有的派仆人送银,自己躲在马车里不肯露面。锦衣卫们分站两侧,一边验银,一边在名册上划红圈,“已捐”二字写得工工整整,像是给官员们的“免死符”。可到了第七天,来的人渐渐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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