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朕旨意，明日起，在午门外设‘捐款堂’，派锦衣卫值守，只许进不许喧哗。”他放下朱笔，眼神锐利如刀，“告诉那些官员，不管是把银子埋在荷花塘底，还是藏在老宅屋梁上，哪怕是撬开地砖挖出来，都给朕送到捐款堂去。五分之四，一分不能少。”
曹化淳连忙躬身应下，却见崇祯帝又补充道：“还有，让锦衣卫把话传透——捐款堂只认银子，不认官职。捐了的，以前贪墨的事，朕一概不究，官照做；若是装聋作哑，或是想耍小聪明少捐、不捐，十日后，朕亲自去诏狱看他们‘剥皮萱草’！”
这话一出，连见惯了宫廷风浪的曹化淳，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知道“剥皮萱草”是明太祖立下的酷刑，用贪官的皮制成革，填上稻草，立在衙门前警示后人，这些年崇祯虽慎用重刑，可真动了怒，绝不会手软。
“陛下，”曹化淳定了定神，上前半步，声音压得极低，几乎要被殿外的风声吞没，“十天催缴、半月夷族的重罚，固然能震慑人心，可这群官员盘根错节，若真逼得急了，恐有人心生反意，反倒生出变故？”他跟着崇祯多年年，从藩王近侍到司礼监掌印，最清楚这位天子的脾性——看似刚硬，实则总在“保江山”与“稳朝堂”之间反复拉扯，如今这般决绝，不过是被战事与灾荒逼到了悬崖边。
“变故？”崇祯帝忽然冷笑一声，那笑声里满是自嘲，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竟带着几分悲凉。他从御座上站起身，龙靴踩在金砖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步步走到殿中悬挂的《大明疆域图》前。指尖在辽东的位置重重一点，指腹蹭过图上标注的“宁远卫”，力道大得几乎要戳破绢布：“曹伴伴，你且看看——辽东的鞑子兵快打到山海关了，士兵们连冻饿都快扛不住了；陕西的流民聚众十万，上月已攻进了延安县城，烧了府衙；南边的漕运又断了，江南的粮船堵在淮河，运不到京城……这才是最大的变故！”
他转过身，龙袍下摆扫过御案上的奏疏，纸张散落一地，像极了支离破碎的江山。“他们若肯乖乖捐银，保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还有这朱家的江山，还有天下的百姓——这点账，他们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该算得清。”话里的每个字都咬得极重，像是在说服曹化淳，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话音刚落，崇祯帝便扬声道：“传朕旨意，即刻命翰林院拟诏，工部连夜赶制‘捐款堂’匾额与告示，明日清晨，务必立在午门外！”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匾额用金粉题字，告示用朱砂写清条款，让每个官员都看明白——这不是戏言，是生死状！”
当夜的紫禁城灯火通明，工部的工匠们不敢停歇，刨木、上漆、题字，红漆在烛火下泛着刺眼的光，像极了血色。次日天还未亮，午门外的空地上已立起三间红漆木屋，中间那间的匾额上，“捐款堂”三个大字用金粉涂就，在晨光里亮得晃眼，可落在官员们眼中，却透着一股彻骨的冷意。木屋两侧，锦衣卫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并肩而立，刀刃上的寒光映着初升的朝阳，连呼吸都带着肃杀之气。
告示就贴在木屋左侧的石碑上，字迹工整却力透纸背：“凡现任官员，需捐出既往贪墨所得五分之四，送至捐款堂登记入库，朕既往不咎，官阶俸禄照旧；十日之内拒不捐银者，革职下狱，行剥皮萱草之刑，曝尸衙前；半月之内仍敢抗命者，抄没家产，夷其三族，绝不宽宥。”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上午便传遍了京城的大小衙门。朝堂上下一片哗然，官员们私下里聚在茶馆、私宅，有人唉声叹气，用帕子擦着额头的汗；有人咬牙切齿，骂皇帝“不顾君臣情分”；可没人敢公然违抗——谁都记得，三年前崇祯帝处置贪腐的漕运总督时，也是这般先礼后兵，最后那总督的人皮，至今还挂在通州的漕运衙门前。
户部主事李默是第一个动的。他从家中赶去衙门时，路过午门，远远望见锦衣卫的刀光，腿肚子便开始打颤。回到家后，他连茶都没喝一口，便让家丁扛着锄头、拿着铁锹，直奔后院的荷花塘。塘水还结着薄冰，家丁们砸开冰面，跳进齐腰深的淤泥里，摸索着挖出几个用油布裹着的陶罐——那是李默三年前在江南督粮时，贪墨的两万两白银，全被他藏在了塘底。
陶罐被抬上岸时，李默心疼得直跺脚，手指反复摩挲着罐口的泥渍，仿佛那不是银子，是自己的心头肉。可一想到告示上“剥皮萱草”四个字，他又狠狠闭了闭眼，咬着牙道：“称！称一万六千两出来，用马车拉去捐款堂！”家丁们动作麻利，银子过秤时发出的“叮叮当当”声，在李默听来，比哭还难听。
前几日，捐款堂前还算热闹。每日天不亮，便有官员坐着马车赶来，有的亲自押车，脸上满是肉痛；有的派仆人送银，自己躲在马车里不肯露面。锦衣卫们分站两侧，一边验银，一边在名册上划红圈，“已捐”二字写得工工整整，像是给官员们的“免死符”。可到了第七天，来的人渐渐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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