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心存侥幸，觉得皇帝只是急着要军饷，等凑够了钱，便会收回成命——毕竟“夷三族”的刑罚太过严苛，若真要执行，朝堂少说要空掉一半，大明的政务根本运转不了。也有人想着拖延，盼着同僚先扛不住，自己再跟风捐银，既能少受点损失，又能看看风向。
兵部侍郎赵伦便是最笃定的拖延者。他坐在家中的暖阁里，手里把玩着一枚羊脂玉扳指，听着管家汇报外面的动静，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陛下这是故作姿态罢了。他若真敢把官员们都办了，谁来给他管兵部？谁来调兵遣将？”他家中藏银十五万两，大多被他藏在了城郊的老宅里——那宅子是他曾祖留下的，屋梁都是百年的松木，他特意雇了工匠，把银子熔成小块，塞进梁木的夹层里，还在外面涂了层黑漆，伪装成腐朽的样子，任谁看了都只当是间破败的老房。
“大人英明，”管家凑上前，谄媚地笑道，“您根基深，门生故吏遍布朝野，陛下就算再恼，也不敢动您。”赵伦听得心满意足，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只觉得这寒冬腊月里，连茶水都比往常甜了几分。
十日之期转眼即至。清晨，曹化淳捧着捐款名册，小心翼翼地走进乾清宫。崇祯帝坐在御座上，目光落在名册上，越看眉头拧得越紧，最后竟拧成了一个疙瘩。名册上，近三成官员的名字旁还是空白，兵部侍郎赵伦的名字，赫然在列
“陛下，赵侍郎他……”曹化淳刚想替赵伦说句求情的话，却被崇祯帝的眼神打断。皇帝没多言，只淡淡开口，声音冷得像殿外的冰雪：“传旨，锦衣卫即刻去拿人——所有十日未捐的官员，一律押往诏狱，明日午时，在午门内行剥皮萱草之刑，让文武百官都去观刑。”
旨意传出，朝堂上下一片死寂。次日午时，午门前挤满了官员，每个人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刑台上的景象。锦衣卫押着那几位未捐银的官员走上刑台，铁链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随着监斩官一声令下，剥皮的惨叫声穿透宫墙，连远处的百姓都不敢靠近，只在街角偷偷张望。
有胆小的官员当场腿软跪倒，脸色惨白如纸，连呼吸都带着颤抖。赵伦站在人群最后，原本还带着冷笑的脸，在看到那具填了稻草的“人皮革”被立在刑台前时，瞬间没了血色。后背的冷汗浸透了锦缎官袍，贴在身上冰凉刺骨，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牙齿在打颤——他终于明白，皇帝这次是来真的，不是故作姿态，更不是吓唬人。
当天夜里，赵伦亲自带着家丁，赶着十辆马车直奔城郊老宅。他指挥着人拆屋梁，斧头劈在松木上，发出“咚咚”的声响，每一声都像劈在他心上。梁木被拆开，里面的银块滚落出来，在烛火下闪着寒光。赵伦看着那些银子，心疼得几乎要晕过去，却还是咬着牙让人过秤：“十五万两，五分之四是十二万两，一分都不能少，全拉去捐款堂！”
马车驶离老宅时，赵伦回头望了一眼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屋梁，只觉得心口空荡荡的——他赌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可即便如此，仍有不信邪的人。吏部侍郎张嵩便是其中之一。他觉得自己比赵伦的根基更深——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历任礼部、户部、吏部，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连南方的几位巡抚，都是他当年的门生；再者，他手里握着吏部的选官权，皇帝若动了他，朝中官员的任免便会陷入混乱，大明的官僚体系怕是要停摆。
于是，张嵩不仅不捐银，还暗中串联了几位同样心存侥幸的官员，在私宅里密谈，想联名上书“劝诫”皇帝，说“捐银伤官员之心，恐失天下士子归附之意”，逼皇帝收回成命。他坐在主位上，端着茶杯道：“陛下年轻，行事难免冲动，咱们多劝劝，他自会明白其中的利害。”
半月之期转眼即至。崇祯帝看着曹化淳呈上来的名册，张嵩等五人的名字旁，依旧是刺眼的空白。他沉默了许久，殿内静得能听到烛火燃烧的“噼啪”声，最后，他缓缓开口，眼中最后一丝温度也消失了，只剩下彻骨的寒意：“查抄张嵩等五人家产，凡参与串联者，无论官职高低，一律夷三族。”
这一次，曹化淳没有劝阻。他躬身应下，转身去传旨时，眼角的余光瞥见皇帝抬手揉了揉眉心，那动作里的疲惫，比往日更重了几分。
锦衣卫出动时，张嵩正在家中与几位串联的官员饮酒。暖阁里烧着银丝炭，酒香与炭火的气息交织，几人正说着“陛下定会妥协”的话，突然听到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奉旨查抄”的高喊。张嵩脸色骤变，手中的酒杯“哐当”一声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官兵破门而入时，他还想挣扎，喊着“我是吏部侍郎，你们敢动我”，可锦衣卫根本不理会，直接将他按在地上，上了铁链。随后，家丁们在书房的地砖下，挖出了八个装满白银的木箱——那是张嵩历任要职贪来的八万两银子，他原以为藏得隐秘，却不知东厂的缇骑早已盯了他半年，连地砖下的银子有多少块，都摸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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