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不是戏文里的唱词,是刻在大明历代皇帝骨子里的祖训,是太祖皇帝朱元璋定鼎天下时,用铁与血立下的王朝基准。凭心而论,朱由检比谁都不想议和。他是大明天子,是华夏正统,怎能屈尊与后金那“蛮夷之邦”平起平坐?每次想到“议和”二字,他都觉得是对列祖列宗的亵渎,是自己这个皇帝的耻辱。
可耻辱,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刀子。彼时的大明,早已不是永乐年间那个万国来朝的盛世。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小冰河时代”——它不是史书上轻飘飘的四个字,是真真切切要了大明半条命的天灾。
往年立冬才有的严寒,如今秋分刚过就卷着白毛风南下,直隶、山东的麦田里,刚抽穗的麦子一夜之间被冻成了枯草,秸秆脆得一折就断;陕西、河南的河床冻得裂开口子,连最深的水井都结了冰,百姓要砸开三尺厚的冰层才能取到一点混着泥沙的冰水;更别提北方的州县,连续五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成了常态,路边的树皮被剥光,草根被挖尽,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流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南方,可南方的收成也惨不忍睹,官府粮仓空空如也,连赈灾的粮食都拿不出来——国库早就空了,每年的赋税连边关军饷都填不满,哪还有余钱救济百姓?
就是这场天灾,让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振臂一呼,就能聚起数十万饥民;也是这场天灾,让边关的士兵们饿着肚子守城,冬天连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冻饿而死的士兵,比战死的还要多。朱由检不是昏君,他宵衣旰食,甚至节俭到穿打补丁的龙袍,可他再努力,也抗不过天——地里长不出粮食,就没有赋税;没有赋税,就养不起军队;养不起军队,就挡不住流民和后金的铁骑。大明就像一艘破了洞的船,一边是关内义军凿开的大洞,一边是关外后金撞来的船舰,而这小冰河时代,就是不断往船里灌的冰水,他拼尽全力去堵,却发现漏洞越堵越多。
他太需要时间了。需要时间等一个丰年,让地里长出粮食,让百姓能活下去,让国库能喘口气;需要时间整顿军备,给士兵发足军饷,换一身能御寒的盔甲;需要时间安抚流民,重建地方,把散了的人心重新聚起来。可时间,恰恰是最奢侈的东西。后金的皇太极,又何尝不是在抢时间?那个雄才大略的后金汗王,正忙着收拢蒙古各部,用联姻、威逼、利诱的手段,将散落在草原上的蒙古部落一一攥在手里。一旦他整合了蒙古的力量,再与关内的义军形成夹击之势,大明的江山,恐怕就真的要塌了。
议和,成了朱由检不得不走的一步险棋,却是一步不能走得太“痛快”的险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若是大明这边一口答应议和,皇太极定会看出大明的窘迫,非但不会给出有利的条件,反而会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可若是拖得太久,等皇太极彻底收服了蒙古,手里有了更多筹码,议和的大门,恐怕就再也关不上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朱由检重重地叹了口气,将目光从漫天风雪中收回。他知道,这场议和,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凶险的博弈的开始——他要在祖训的尊严与王朝的存亡之间找平衡,要在皇太极的步步紧逼与自己的隐忍退让中抢时间,只为给这风雨飘摇的大明,多续上一口气。
袁崇焕、祖大寿守着关宁,洪承畴经略西安,卢象升支援河南,手中无将可用啊!
腊月的洛阳城,寒风像刀子似的刮过城墙,城头上的守军裹紧了单薄的棉甲,眼神却死死盯着城外——李自成的义军已经围了半个月,粮仓见了底,箭囊空了大半,连秦良玉麾下那支久经沙场的白杆兵,都开始省着用枪头的铁簇。卢象升站在北门城楼,手按腰间佩剑,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望着远处义军大营的篝火,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城内百姓饥饿的呻吟,心像被悬在半空,连呼吸都带着沉重。
秦良玉就站在他身侧,这位年过五旬的女将,脸上虽沾着尘土,眼神却依旧锐利如鹰。她顺着卢象升的目光望去,声音低沉却有力:“督师,再撑三日,若是粮草还不到,城墙上的弟兄们,怕是连举刀的力气都没了。”
卢象升没说话,只是重重叹了口气。他不是没想过求援,可陕西、河南到处都是义军,驿路早已断绝,唯一的希望,就是诚意伯从江南经漕运送来的那批粮饷——二十万石粮食,十万支箭,还有三百副新铸的铁甲。可漕运线被义军袭扰了好几次,消息断了快十天,谁也不知道这批救命的物资,到底还能不能到。
就在这时,城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个斥候骑兵浑身是汗,翻身滚下马来,连滚带爬地冲到城楼脚下,声嘶力竭地喊:“报——督师!漕运!漕运的船到了!诚意伯的粮船,顺着洛水,到码头了!”
“什么?!”卢象升猛地转身,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快步走下城楼,秦良玉也紧随其后,两人踩着积雪,直奔城南的洛水码头。还没到岸边,就远远望见洛水之上,数十艘漕船排成一列,像一条黑色的长龙,正缓缓靠岸。船帆上“刘”字大旗(诚意伯为刘氏)在风中猎猎作响,船夫们吆喝着号子,正将一袋袋沉甸甸的粮食往下搬,旁边的木箱打开,露出里面寒光闪闪的箭支和铁甲,在冬日的微光下,晃得人眼睛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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