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不是戏文里的唱词，是刻在大明历代皇帝骨子里的祖训，是太祖皇帝朱元璋定鼎天下时，用铁与血立下的王朝基准。凭心而论，朱由检比谁都不想议和。他是大明天子，是华夏正统，怎能屈尊与后金那“蛮夷之邦”平起平坐？每次想到“议和”二字，他都觉得是对列祖列宗的亵渎，是自己这个皇帝的耻辱。
可耻辱，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刀子。彼时的大明，早已不是永乐年间那个万国来朝的盛世。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小冰河时代”——它不是史书上轻飘飘的四个字，是真真切切要了大明半条命的天灾。
往年立冬才有的严寒，如今秋分刚过就卷着白毛风南下，直隶、山东的麦田里，刚抽穗的麦子一夜之间被冻成了枯草，秸秆脆得一折就断；陕西、河南的河床冻得裂开口子，连最深的水井都结了冰，百姓要砸开三尺厚的冰层才能取到一点混着泥沙的冰水；更别提北方的州县，连续五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成了常态，路边的树皮被剥光，草根被挖尽，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流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南方，可南方的收成也惨不忍睹，官府粮仓空空如也，连赈灾的粮食都拿不出来——国库早就空了，每年的赋税连边关军饷都填不满，哪还有余钱救济百姓？
就是这场天灾，让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振臂一呼，就能聚起数十万饥民；也是这场天灾，让边关的士兵们饿着肚子守城，冬天连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冻饿而死的士兵，比战死的还要多。朱由检不是昏君，他宵衣旰食，甚至节俭到穿打补丁的龙袍，可他再努力，也抗不过天——地里长不出粮食，就没有赋税；没有赋税，就养不起军队；养不起军队，就挡不住流民和后金的铁骑。大明就像一艘破了洞的船，一边是关内义军凿开的大洞，一边是关外后金撞来的船舰，而这小冰河时代，就是不断往船里灌的冰水，他拼尽全力去堵，却发现漏洞越堵越多。
他太需要时间了。需要时间等一个丰年，让地里长出粮食，让百姓能活下去，让国库能喘口气；需要时间整顿军备，给士兵发足军饷，换一身能御寒的盔甲；需要时间安抚流民，重建地方，把散了的人心重新聚起来。可时间，恰恰是最奢侈的东西。后金的皇太极，又何尝不是在抢时间？那个雄才大略的后金汗王，正忙着收拢蒙古各部，用联姻、威逼、利诱的手段，将散落在草原上的蒙古部落一一攥在手里。一旦他整合了蒙古的力量，再与关内的义军形成夹击之势，大明的江山，恐怕就真的要塌了。
议和，成了朱由检不得不走的一步险棋，却是一步不能走得太“痛快”的险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若是大明这边一口答应议和，皇太极定会看出大明的窘迫，非但不会给出有利的条件，反而会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可若是拖得太久，等皇太极彻底收服了蒙古，手里有了更多筹码，议和的大门，恐怕就再也关不上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朱由检重重地叹了口气，将目光从漫天风雪中收回。他知道，这场议和，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凶险的博弈的开始——他要在祖训的尊严与王朝的存亡之间找平衡，要在皇太极的步步紧逼与自己的隐忍退让中抢时间，只为给这风雨飘摇的大明，多续上一口气。
袁崇焕、祖大寿守着关宁，洪承畴经略西安，卢象升支援河南，手中无将可用啊！
腊月的洛阳城，寒风像刀子似的刮过城墙，城头上的守军裹紧了单薄的棉甲，眼神却死死盯着城外——李自成的义军已经围了半个月，粮仓见了底，箭囊空了大半，连秦良玉麾下那支久经沙场的白杆兵，都开始省着用枪头的铁簇。卢象升站在北门城楼，手按腰间佩剑，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望着远处义军大营的篝火，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城内百姓饥饿的呻吟，心像被悬在半空，连呼吸都带着沉重。
秦良玉就站在他身侧，这位年过五旬的女将，脸上虽沾着尘土，眼神却依旧锐利如鹰。她顺着卢象升的目光望去，声音低沉却有力：“督师，再撑三日，若是粮草还不到，城墙上的弟兄们，怕是连举刀的力气都没了。”
卢象升没说话，只是重重叹了口气。他不是没想过求援，可陕西、河南到处都是义军，驿路早已断绝，唯一的希望，就是诚意伯从江南经漕运送来的那批粮饷——二十万石粮食，十万支箭，还有三百副新铸的铁甲。可漕运线被义军袭扰了好几次，消息断了快十天，谁也不知道这批救命的物资，到底还能不能到。
就在这时，城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个斥候骑兵浑身是汗，翻身滚下马来，连滚带爬地冲到城楼脚下，声嘶力竭地喊：“报——督师！漕运！漕运的船到了！诚意伯的粮船，顺着洛水，到码头了！”
“什么？！”卢象升猛地转身，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快步走下城楼，秦良玉也紧随其后，两人踩着积雪，直奔城南的洛水码头。还没到岸边，就远远望见洛水之上，数十艘漕船排成一列，像一条黑色的长龙，正缓缓靠岸。船帆上“刘”字大旗（诚意伯为刘氏）在风中猎猎作响，船夫们吆喝着号子，正将一袋袋沉甸甸的粮食往下搬，旁边的木箱打开，露出里面寒光闪闪的箭支和铁甲，在冬日的微光下，晃得人眼睛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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