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包阵地上的短暂宁静，如同暴风雨眼中那片虚假的安详。我们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拼命加固被炮火摧残得千疮百孔的工事，搜集一切能用的弹药。赵班长胳膊上的伤只是简单处理，依旧肿胀着，但他拒绝后撤，像一颗钉子般铆在阵地上。他脸上的皱纹仿佛一夜之间又深了许多，但眼神里的那簇火苗，在经历了连续的血战之后，燃烧得更加沉静而坚定。
万全因为在反偷袭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赵班长的完全信任，甚至引起了王连长的注意。他被正式任命为连部的临时侦察兵兼通讯员，负责观察敌情和传递命令。这意味着他拥有了相对灵活的机动性，但也承担着更大的风险，需要频繁穿梭于火线之间。
二蛋则彻底迷恋上了那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的机枪手在之前的防御战中牺牲后，这个最能喷吐死亡火焰的铁疙瘩就暂时由他和另一个老兵共同操作。他学得极快，如何更换枪管，如何控制点射以节省弹药并避免枪管过热，如何利用地形布置交叉火力。他那股子蛮力和不怕死的劲头，在操纵机枪时似乎找到了最合适的宣泄口。他抚摸着冰冷的枪身，眼神炙热，仿佛那不是武器，而是他身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
而我，黄大山，依旧是一名普通的步枪手。我努力让自己变得麻木，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射击、隐蔽、生存这些最基本的事情上。但每当战斗间歇，那深植于骨髓的、对旋律的敏感，总会不合时宜地冒出来。呼啸的炮弹声，不同型号枪械的射击声，甚至伤员的呻吟，在我耳中都不自觉地被分解成高低、长短不一的音符，构成一曲混乱、残酷而宏大的战争交响。这种“天赋”让我痛苦，它让我无法彻底融入杀戮，总有一个抽离的“我”，在冷眼旁观着这血肉横飞的乐章。我的二胡，被我更深地藏在行李卷里，不敢再轻易触碰，仿佛那是一件属于另一个和平世界的、不应被玷污的圣物。
平静在第三天下午被打破。万全从连部带回了一个令人心头一沉的消息。
“连长得到团部通报，鬼子可能改变了主攻方向，试图从我们侧翼的‘鹰嘴涧’迂回，包抄主阵地。那里地形险要，只有我们连的一个排防守，压力很大。”万全的脸色凝重，语速很快，“连长命令我们班，立刻抽调一个战斗小组，由赵班长带领，前出到鹰嘴涧侧翼的一个无名高地，建立观察哨和阻击点，迟滞可能从那个方向渗透的敌军，并随时报告敌情。”
这是一个典型的“断箭”任务——孤军深入，风险极高，目的在于预警和牵制，为主阵地调整部署争取时间，但执行任务的人，很可能有去无回。
阵地上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赵班长身上。
赵班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目光在我们剩下的人脸上扫过。班里的战斗人员已经不足十五人。
“黄大山，朱二蛋，李老蔫，王栓柱，跟我走。”赵班长的声音平静得可怕，点了我们四个，加上他自己，正好五个人。李老蔫和王栓柱是班里另外两个经验相对丰富的老兵。
“班长！我也去！”万全立刻说道。
“你留在连部，通讯不能断。”赵班长不容置疑地拒绝了，然后看向我和二蛋，“检查装备，多带手榴弹，子弹装满。五分钟准备。”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悲壮告别，只有简洁到极致的命令和迅速的行动。
我默默地将步枪弹夹压满子弹，往腰间的弹带和口袋里塞了足足六颗木柄手榴弹，水壶灌满，干粮袋里只剩下几块硬得硌牙的杂粮饼。二蛋则恋恋不舍地摸了摸那挺捷克式，最终还是背起了他的汉阳造，但他额外带上了一把手枪——那是他从一个日军军官尸体上缴获的南部十四年式，俗称“王八盒子”，虽然可靠性不佳，但近战也算多一份保障。
“活着回来。”万全看着我们，只说了这四个字，用力握了握我和二蛋的手臂。
我们五人小组，在赵班长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相对熟悉的小山包阵地，沿着一条极其隐蔽、几乎被杂草覆盖的猎人小径，向鹰嘴涧侧翼穿插。
山路崎岖难行，林木茂密。我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敢发出任何大的声响。赵班长走在最前面，像一头经验丰富的头狼，凭借着对地形的直觉和对危险的嗅觉，引领着我们。李老蔫和王栓柱断后，我和二蛋居中。
一路上，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每个人都清楚此行的目的和可能的结局。二蛋不时回头望一眼逐渐远去的己方阵地方向，眼神复杂。我则努力调整着呼吸，试图将脑海中那些纷乱的“战争音符”压下去，专注于脚下和周围的环境。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比我们之前防守的小山包更小、更陡峭的无名高地。它像一颗獠牙，突出在鹰嘴涧的侧翼，位置极佳，可以俯瞰下方一条狭窄的、易于部队通行的山谷，以及鹰嘴涧主阵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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