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全的回归,像给这部锈蚀沉重的战争机器注入了一小勺珍贵的润滑油。他虽然腿伤未愈,行动不便,但那双眼睛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锐利,仿佛能穿透弥漫的硝烟,看到更远的地方。他没有像王指导员那样宣讲大道理,而是立刻投入到了对这支“暂编第一突击排”现状的细致观察和分析中。
他拄着木棍,在阵地上缓慢地移动,和李老蔫低声交流,观察着每一个士兵的状态,检查着刚刚补充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新装备——几挺状态还算不错的捷克式轻机枪,一些崭新的中正式步枪(替换掉部分老掉牙的汉阳造),以及数量依旧可怜但总算有了补充的弹药和手榴弹。
王指导员试图组织一次“诉苦会”,让士兵们讲述各自的苦难,激发阶级感情和战斗意志。响应者寥寥。大多数老兵对此嗤之以鼻,他们的苦难都刻在骨头里,写在脸上,不需要用嘴说出来。只有小山子和少数几个新兵,在王指导员的鼓励下,磕磕巴巴地说了些家乡被毁、亲人罹难的经历,引得一阵唏嘘,但效果远未达到王指导员的预期。
万全私下对我和李老蔫说:“光诉苦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厉害,学到本事,觉得跟着咱们能活得更久,杀得更多。”
李老蔫深以为然。于是,在获得王指导员勉强同意(他强调这是“军事技能提升与思想觉悟培养相结合”)后,一场以“磨刀”为核心的强化训练,在这片刚刚经历过血战、尚未完全平复的阵地上悄然展开了。
训练由李老蔫主导,万全从旁策划和指导。内容极其务实,甚至有些残酷。
不再是新兵营里那种花架子的队列和无休止的体能消耗。李老蔫将老兵和新兵混编,重点演练小组战术配合。
“两人一组,一个射击,一个掩护!交替前进!动作要快,路线要刁!”李老蔫的吼声在阵地上回荡。他亲自示范,如何利用弹坑、土坎、甚至敌人的尸体作为掩护,如何用最少的动作完成最有效的战术移动。老兵们虽然疲惫,但经验丰富,动作干练;新兵们则手忙脚乱,但在老兵的呵斥和带领下,也咬着牙拼命学习。
万全则负责讲解和演练针对性的战术。他根据我们之前与日军交手的经验,总结了敌人常用的战术特点。
“鬼子的掷弹筒厉害,听到‘嗵’的那声,别愣着,立刻找掩体,或者就地卧倒!他们的机枪喜欢打长点射,抓住他们换弹链的功夫,就是咱们反击的时候!”万全用树枝在地上画着示意图,语言简洁明了。
他还重点训练了手榴弹的投掷技巧。“不是让你们扔远就行!要会用反弹,扔到战壕里,扔到机枪工事的射孔后面!看好了!”他让士兵们练习在掩体后,以不同的角度和力道投掷手榴弹,目标是几十米外模拟的敌军工事。
针对日军可能发起的夜袭和渗透,万全还组织了简单的夜间识别和近战训练。如何在微光条件下分辨敌我轮廓,如何用刺刀和工兵铲在狭小空间内进行最有效的搏杀。训练中,磕碰和轻伤在所难免,气氛紧张而肃杀。
王指导员起初对这种近乎野蛮、强调杀戮效率的训练方式有些不适,他认为缺乏“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在一次小型演练中,他亲眼看到一个由万全指导、以老兵带新兵的小组,熟练地利用地形和配合,干净利落地“端掉”了一个模拟的日军火力点后,他沉默了。推了推眼镜,他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没有再提出异议,转而开始更多地帮忙协调后勤,比如争取到了一些额外的粮食和干净的饮水,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支持这支队伍的“磨刀”过程。
训练是艰苦的,甚至比战斗更消耗心神。但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兵们脸上的惶恐渐渐被一种专注和坚毅取代,动作也变得利落了许多。老兵们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眼神里多了几分认同和认真。他们意识到,这些新的战术和配合,确实能提高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几率。
我也参与其中。我的听觉在夜间警戒和辨别声源方向的训练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我能比其他人更早“听”出模拟偷袭者的方位,这让李老蔫和万全都有些惊讶。
“大山,你这耳朵,是天生的侦察兵料子。”万全评价道。
训练间隙,王指导员也会试图融入。他不再空泛地讲大道理,而是会讲一些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比如赤壁之火,淝水之战,试图从智慧和策略的角度激发士兵的信心。虽然他引用的典故有些士兵听不懂,但这种尝试,或多或少地拉近了他与这些粗粝汉子之间的距离。
一天傍晚,训练结束后,士兵们围坐在篝火旁休息,疲惫但精神却比以往要振作一些。王指导员提议:“黄大山同志,给大家拉段曲子吧,放松一下。”
这次,我没有太多犹豫。我拿出二胡,调试了一下琴弦。这一次,我没有拉那些充满悲怆和混乱的即兴旋律,而是试着拉了一首流传很广的、略带苍凉但旋律相对完整的民间小调《孟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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