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天峡谷伏击战的胜利，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敌我双方都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我们而言，是士气的空前高涨和缴获补充的喜悦；对日军而言，则是颜面扫地和高层震怒。短暂的欢欣过后，是更加沉重的压力和无处不在的危险。
周卫国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印证。日军像是被彻底激怒的马蜂，调动了远超以往的兵力，对太行山余脉我们活动的这片区域，展开了规模空前、手段极其酷烈的“梳篦式”清剿。天空中，侦察机盘旋的频率明显增加，那嗡嗡的声响如同催命的魔音，提醒着我们头顶始终悬着一把利剑。地面上，数路日军步兵，在伪军的配合下，以大队甚至联队为单位，拉网推进。他们不再轻易分兵，行动更加谨慎，每到一处可疑的山林，便用机枪和迫击炮进行火力侦察，或者干脆放火烧山，企图用最野蛮的方式将我们逼出来。
我们藏身的岩洞虽然隐蔽，但已不再绝对安全。日军的搜索圈正在不断缩小，最近的一次，一支日军搜索队甚至走到了距离我们洞口不足两里地的山梁上，机枪扫射的流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打在洞口的岩石上，迸溅出火星。岩洞里的空气凝重得几乎要滴出水来，所有人都握紧了武器，屏住呼吸，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幸好，那队日军并未发现被藤蔓巧妙遮蔽的洞口，虚惊一场。
“这里不能待了。”周卫国当机立断，“鬼子这是铁了心要挖地三尺。我们必须立刻转移，跳出这个包围圈！”
转移，在敌人的重兵围困下进行转移，其凶险程度远超以往。我们就像在猎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挣扎的猎物，每一步都可能踏入陷阱。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行军和转移中度过。没有固定的路线，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一切行动都围绕着“躲避”和“生存”这两个最原始的目标。周卫国和老马凭借着对地形超乎常人的熟悉和丰富的反扫荡经验，带领我们在日军的缝隙间艰难穿梭。
我们昼伏夜出，专挑最险峻、最荒僻的小路行走。不敢生火，只能啃食冰冷的干粮和沿途采集的、经过万全和老马辨认确认无毒的野菜野果。渴了，就喝山涧里冰冷的溪水。每个人的体力都在急剧消耗，脸上写满了疲惫，眼神却因为高度的警惕而显得格外明亮。
我的狙击技能在这种环境下似乎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大规模、高强度的运动转移，使得我们很难有机会设伏和进行远距离狙杀。我的任务更多地变成了利用敏锐的听觉，在队伍前方担任“耳朵”，提前预警可能出现的敌情。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们此刻的处境再贴切不过。每一次远处传来的狗吠（日军常常使用狼狗追踪），每一次空中异常的飞机引擎声，甚至林间鸟类突然的惊飞，都会让整个队伍瞬间进入战斗状态，紧张地潜伏起来，直到确认安全才敢继续前进。
这种无休止的紧张和奔波，极大地考验着每个人的神经。一个原国民党部队的老兵，因为在夜间行军时不小心踩落了一块石头，发出了较大的声响，被李老蔫低声呵斥后，竟然情绪崩溃，蹲在地上低声啜泣起来。他受够了这种漫无目的、看不到希望的逃亡。
“哭什么哭！孬种！”李老蔫压低声音骂道，但语气中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和痛惜，“想活命，就给老子把招子放亮点！把尿憋回去！”
王指导员默默地走过去，递给那个老兵一块干净的布，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任何空洞的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唯有行动和相互支撑才是真实的。
万全的腿伤因为连续的跋涉和潮湿的环境，又开始隐隐作痛，但他始终咬牙坚持着，从不叫苦。他利用休息的短暂间隙，依旧坚持记录着日军的调动规律和我们的转移路线，试图从中找出敌人包围圈的薄弱环节。他的冷静和坚韧，感染着身边的许多人。
我则更加依赖我的耳朵。我仿佛能“听”到危险的气息。有一次，队伍在黎明前穿越一片开阔的河谷地时，我坚持要求暂停前进，因为我听到了一种极其细微的、不同于自然风息的、规律性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小心翼翼地拨开草丛。周卫国选择相信了我的判断，命令队伍立刻隐蔽。果然，不到一炷香的功夫，一队日军的斥候就从我们原本计划行进路线侧翼的树林中钻了出来，警惕地观察着河谷。如果我们当时贸然穿过，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经历，让我在队伍中的地位无形中提升了不少。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老耿，也破天荒地对我点了点头。
然而，危机并未解除。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我们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粮食也即将告罄，饥饿开始成为比敌人更直接的威胁。
一天深夜，我们躲在一个狭窄的山缝里暂避风雨。外面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借着闪电的光芒，周卫国、李老蔫、万全和老马等人，围着一张被雨水打湿、字迹模糊的地图，低声商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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